前言：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七月，走投无路的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在北平起兵造反。这场长达三年的内乱，给新生的大明王朝带来了极大的伤害。以至于后世无数的历史爱好者对当时的皇帝朱允炆的所作所为大惑不解，为何明明已经有在历史上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推恩令”，建文君臣却视而不见，非要暴力削藩呢？究竟是朱允炆太过愚蠢，还是建文朝辅政文官智商不够？其实都不是，真正的原因是“推恩令”这把汉朝的钥匙，打不开明朝的这把锁。

推恩令：汉武帝的一出好戏

何为”推恩令“？汉太祖刘邦在统一全国之后，为了平衡强势的开国功臣，分封了众多同姓王，并且给予了他们极大的权力。诸侯王所在的封国不但面积广大且领有军队，还可以自己铸币、收税。随着功臣集团的势力被逐渐清除，此时严重威胁着汉朝中央集权统治的反而变成了这些刘姓诸侯王。

汉初诸侯王的爵位、封地由嫡长子单独继承，其他庶出的子孙得不到尺寸之地。为了避免因激进削藩而引起第二次“七国之乱”，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刘彻接受朝臣主父偃的建议，令诸侯推私恩分封子弟为列侯。

春正月，诏曰：“梁王、城阳王亲慈同生，愿以邑分弟，其许之。诸侯王请与子弟邑者，朕将亲览，使有列位焉。”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汉书卷六·武帝纪第六》

”推恩令“的实施基础推恩令之所以在汉武帝时代得以顺利推行，主要得益于以下两个原因。

汉景帝时朝廷对“七国之乱”的平定，极大地打击了诸侯王的气焰。武装反抗朝廷，已经被证明死路一条。在皇帝使出“温水煮青蛙”的阳谋之后，无力反抗的诸侯王们也只能选择接受。推恩令的推出，维护了王国其他庶子的利益。因而在王国内部，除了原本的继承人对此会有反对意见，其他子嗣无不举双手赞成。大部分人都是只顾眼前利益的，更何况从一无所有到富甲一方？无恩可推的明代亲王

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国号为“大明”，年号为“洪武”，称今年为洪武元年。明太祖吸取宋朝和元朝灭亡的教训，认为在建国之初必须加强宗室的力量，应该恢复“封建诸子”的制度。但是明初的亲王分封而不锡土，也就是虽有秦王、晋王、燕王的称号，但实际上秦国、晋国、燕国并没有真正的国土。

另外朱元璋虽然为各地亲王设立了三护卫，人数可达近两万人，而且在边疆的亲王还可以主持地方军务。但护卫官军的粮饷是由朝廷供应，亲王本人并无能力供养如此规模的军队。

也就是说明代宗室岁禄本就是由朝廷全额承担，生得越多，得到的岁禄越多。亲王既无国土可以分割，所生诸子的岁禄又由朝廷负担，从这个情况来说，根本就是无恩可推。实际上亲王对于朝廷最大威胁，仅仅在于其三护卫官军。

急于求成的朱允炆

朱允炆是朱元璋长子朱标的儿子，朱标去世后被立为皇太孙。朱允炆在做皇太孙的时候，就坚信他那些戍守边疆的叔父们将来一定会造反。之所以他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受到围绕在他身旁那些以黄子澄、齐泰为首的文官们长年累月的灌输。

藩王和朝廷的实力差距实质上亲王虽然有三护卫，但撑死不过数万人，和富甲天下的朝廷比起来无异于杯水车薪。当年朱允炆在皇宫东角门对黄子澄表达自己对藩王的担忧，黄子澄对此却不屑一顾。

惠帝为皇太孙时，尝坐东角门谓子澄曰：“诸王尊属拥重兵，多不法，奈何？”对曰：“诸王护卫兵，才足自守。倘有变，临以六师，其谁能支？汉七国非不强，卒底亡灭。大小强弱势不同，而顺逆之理异也。”太孙是其言。—《明史卷一百四十一·列传第二十九》

我们不能因建文帝日后的失败，就认为黄子澄的说法天真可爱。实际上朱棣的成功有着太多的机缘巧合，朝廷的实力确实远远强于诸王。

合理的削藩手段朱允炆君臣的暴力削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却失去了几乎所有宗室的人心。日后燕王起兵之后，朱允炆没有收到各地宗室亲王哪怕一丁点的支援，甚至最后打开南京金川门的就是他十九叔谷王。

实际上朱允炆本不需要如此残酷地对待他的叔父们，朱棣在起兵之初上书朝廷的时候就提出了非常合理的处理方式。那就是诸王有小过，降敕戒谕。若有大过，则削其护卫。

（建文）元年七月癸酉朔，上书于朝曰：...橚、槫、柏、桂、楩五弟，不数年间，并见削夺。虽其皆有愆过，未闻不轨之图。重可裁减护卫，轻可赐敕诫励。则朝廷于厚亲之仁，惩过之义，两尽其美矣。（《明太宗实录卷二》）

事实上朱棣靖难成功之后就是如此处理诸王的，意图谋反的齐王、谷王废为庶人，有严重过错的代王、岷王、周王则削其护卫。这样既达到了削藩的目的，又给了兄弟们活路。

结语：推恩令固然是一个很好的削藩方法，但他产生于特定年代、特定背景。因此汉朝的成功经验，无法在明朝复制。我们读历史，要尊重古人。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古人没我们聪明，能坐到那个位置上的，个个都是人精。普通人能想到的，他们早就想到了，至于为何不那么做，就需要我们后人读史时来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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