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制度是秦汉以后中国印章制度史上的又一个枢纽。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官印，完全是隋唐官印体制的延续。

北宋拱圣下七都虞候朱记

隋唐的印制是两宋印章的渊源。由于北宋在代表汉文化的地位上居于优势，隋唐印制的形态规范至宋代已经成熟。少数民族在走向封建化的过程中都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并仿效唐宋制度行用官私玺印。在这一民族文化融合的新阶段，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印章形态逐渐走向多元格局。

一、两宋印章之渊源—唐官印模式

隋唐完成了中国印史上又一次制度转变,这一转变的核心内容是行政系统的官署公印替代先前的官职印；官员的任命凭证及等级标志不再由职官印章承担；印章使用方式以钤朱淘汰了封泥之制,由此形成了与此前秦汉印系迥然不同的形制、印文形态和管理制度。隋唐官印模式不是来自南朝，也不是一种激变，而是承接北朝的演变趋势最终作出的制度确认。

开皇初年起，隋文帝杨坚在承袭北朝制度与传统的基础上，实行一系列改革。官吏等级与服饰制度相联系，即是隋文帝时的新创。随着等级标志和授官凭证功能的分离和转移，官印所承担的职能主要就是行使职务的凭信，与官吏个人的联系疏解和转移，这就为实行东晋末孔琳之所主张的“官用一印”，减少职官印、建立官署郡机构公印的改革提供了条件。这也是官吏制度和行政制度改革的内在要求。除了军政兼职的节度使、经略使、安抚使等官印仍署官职名外，隋唐中央的省、部直到府、州（郡）县印，完全转为代表机构的公印,与以职官印为主的秦汉印系形成明确的性质区别。这是中国古代行政理念的一个进步，也是官印制度的进步。官印形态与官印管理的一系列相应变化由此而起。

从广义的官印而言，唐代官印体制存在两个系统，即御玺（宝）和百官印章。

御宝或曰国宝是官印的最高层次，各宝均有它们的用途，但相当程度上处于象征社稷皇权的地位，某些御宝的仪式性意义更为突出。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找到隋唐时期的御宝遗存。因而，学者在形制、规格上的推论没有实物可资佐证。在没有更多实物遗存的情况下，我们对隋唐这一系统玺印形制的认识，仍主要来自于文献。

唐代中央省、部到地方州、县官署印章，以及部分职官印章，实际上是行使政务职能的工具，基本失去了官吏身份标志的性质。唐代百官印章形制、规格在文献中缺乏完整的记载，《宋史·舆服志》仅追溯到唐官印质地：“唐制，诸司皆用铜印，宋因之。”然后说明宋制：“诸王及中书门下印二寸一分，枢密、宣徽、三司、尚书省印方二寸。惟尚书省印不涂金，余皆涂金。节度使印一寸九分，涂金。余印并方一寸八分，惟观察使涂金。”宋代典制相承唐代是其主体，这一套规范，对我们认识唐官印形态，仍不失为考索的基础。

从现存实物出发，唐代百官印章的形态已基本明确。

北宋神虎弟二指挥弟三都朱记

从质地上说，唐代官印均为铜质，包括中书省这样属中央三省、主官为正三品的官署在内。唐代节度使、观察使官印实物未见遗存。河北隆化出土的辽“契丹节度使印”为鎏金质，北宋“康宁军节度观察留后印”亦为“涂金”,看来其制当有更早的渊源。

就钮制而论，文献典籍并未对此有过系统说明。从实物来看，自省、部诸司到州、县，官印已一体简化为鼻钮。

二、唐代印章的艺术风格

唐代已经进入楷书的全盛时期。在久已失去汉摹印篆记忆的背景下需要立即确立印文新规范，只能引入北朝墓志碑额一路小篆演化而来的体态。显然，对称、匀整的秦汉篆书结体规则为不衫不履、自由率意的风格所代替，方与圆的转换有时具有出人意外的随机性。同时，章法的疏密展缩也往往突破人们从汉晋印章中获得的平衡宁静的视觉习惯。初唐篆印官显然还难以迅速捉摸到新印制的设计规律。稚拙的书风正是这一时期制作者尚未适应印文构图所需要的篆法规范的表现。约在中唐时期，印文笔形的圆转化形成定势，流动活泼而又比较贯气的书写节奏开始呈现。不过结构上的自由疏散与章法上的漫不经意、随势而变仍然是基本的作风。以此为特征的隋唐印文形式的美学意义在于它表现了那一时代所能达到的自然水准而并无矫饰的成分，这就具有不同于两宋时代的朴实、天真的情趣，具有了“复归于婴儿”般的憨厚意味。

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和唐代以书取士的制度倡导，使书法艺术在唐代呈现空前繁荣的局面。篆书在书法领域中的地位也不再如此前的南北朝时期那样冷寂。中唐时期以篆书擅长的集贤院学士李阳冰受到社会的尊崇，他自诩“斯翁之下，直至小生”，不是偶然的。反映了篆书一门随着书法艺术整体地位的提高而获得认同。李书被同时代人评为“有唐字宝”（舒元舆《玉筋篆志》），对当时和两宋的影响十分深远。有唐一代善篆书者尚有史准则、瞿令问等，皆有作品传世。唐中晚期印风渐趋端稳，与其时名家篆书风气的浸润不无关系。“洞山墨君”“始封于鄫”等私印，以及唐五代书画遗迹上的若干印记，力图避免官印的自然浪漫的作风，印风趋于妥适平稳，篆法比较圆熟，便体现出此种艺术氛围的影响。

北宋东关县新铸印

唐代私印篆书虽然离堂皇、妍美的境界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匀整的气象已经表现出来。宋元时代大行其道的所谓“圆朱文”印风，在唐代开始酝酿。李阳冰为代表的名家篆书，显然开始获得主导艺术领域篆书风格走向的地位。北宋徐铉、徐锴的篆法与两宋印风演变之间的关系，尤其证明了此种主导作用的存在。

三、两宋官印制度及其示范意义

北宋建立后，鉴于唐末藩镇跋扈的历史教训，大力强化中央集权，调整权力分配，重建统一制度，对机构亦有所改革。同时五代十国的纷杂印制也需要加以整肃。在乾德三年（965），宋太祖“诏重铸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使印。先是，旧印五代所铸，篆刻非工。及得蜀中铸印官祝温柔，自言其祖思言，唐礼部铸印官，世习缪篆，即《汉书·艺文志》所谓‘屈曲缠绕，以模印章’者也。思言随僖宗入蜀，子孙遂为蜀人。自是，台、省、寺、监及开封府、兴元尹印，悉令温柔重改铸焉”（《宋史·舆服志》）。这是史籍记载的宋初重建印制秩序的背景与状况，同时对本朝的官印规格也确定了具体标准。

北宋新浦县新铸印

北宋皇帝即位，自制了“受命宝”。初年还使用过“天下合同之印”“御前之印”“书诏之印”三种印章。作为历代相沿的定制，“镇国宝”“受命宝”和仿汉制六玺作为正式的“八宝”。宋代御宝也没有实物留存，对其各种情况的推断也是基于文献和现存的押印。

根据实际使用的需要，宋代还为雅好书画的皇帝制作了一些其他印章，如年号印、御书印等，如赵佶的“宣和”“御书”，赵构的“绍兴”“御书之宝”“睿思东阖”等印迹，多用方正平实的篆体。宋代皇帝的用印品类，比以前有所扩大，同时也推动了文人书画用印的风气。

北宋对不同等级官印制定不同印形大小的标准，并增加了镀金一种，对隋唐简化的印制做出了调整，官印的形制更趋规范。上海博物馆所藏“康宁军节度观察留后印”是目前仅见有鎏金痕迹的北宋官印，证实了文献中关于节度使、观察使印镀金的记载。“军”为兵、民、军、政合一的行政区域，与州府并列。“节度观察留后”系承唐代之制，地位次于节度使，后改称承宣使。此印并有“政和五年八月少府监铸”背款二行，时为1115年。款文体势秀逸，笔意精致，在存世宋代印款中少见。

两宋承隋唐制度，县署官印也由中央政府铸造。《宋史·职官志》记少府监有“铸印篆文官二人”。由于有专人篆写印文，制作标准明确，因而印文、印形矩度较唐代严密，印面大小、印体厚薄及钮式也比较统一、稳定。

无孔橛钮是北宋官印的典型形制，其特征是钮身较厚，前后两边垂直，顶端削去两棱，实际上是半圆形鼻钮在工艺上的简化。至南宋，钮体更为宽厚，晚期尤甚，顶部斜削棱角的形态已不明显，基本上呈平顶状，这是区别两宋之间钮式风格的参考标准。北宋印文空腔较深，故相应的印台较厚，在1.5—1.9厘米之间。

南宋建炎西子县酒税之印

南宋印制一仍旧贯。《宋史·舆服志》记宋廷南迁后“有司印记多亡失，彼遗此得，各自收用。尚方重铸给之，加‘行在’二字，或冠年号以别新旧，然欺伪犹未能革。”遂在乾道二年（1166），礼部收回各印，更铸新印。存世南宋建炎年间颁铸的官印有“建炎谏官之印”“建炎宿州州院朱记”等，说明重铸官印确在南渡初已经开始。印文中含有年号，即为当时区别旧印的举措。现存官印背款刻有的年号有建炎、绍兴、开禧、嘉定、淳祐、景定、德祐等，说明南宋一朝官印的铸作始终是延续的。

四、印风格局的多元演化——辽、西夏、金时期印制的创立及其汉化

辽、西夏、金创制了民族文字，并力求贯彻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三朝的历史、地理条件有所不同，在印章中反映出来的各族文字使用状况也并不一样。但在整个民族走向封建化的过程中，印章制度与规范同样呈现出与汉族传统相融合的特点，而各族文化发展的程度与特征也充分体现其中。各族政权印制的创设及其遗存至今的实物，丰富了中国古代玺印体系的历史内涵。

辽代官印

南宋宜州管下羁縻宾州安福县印

契丹族建立的辽朝，自五代时起，至南宋中期西辽亡，延续达三百余年。

契丹立国后，由于社会发展的推动和主体意识的唤起，在神册五年（920）由耶津阿保机的从侄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及一些汉族知识分子创制契丹大字，后又由耶律阿保机之弟耶律迭剌创制了契丹小字，与汉字同时流行于契丹统治的区域。辽统治阶层要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不能无视汉文化及汉字深厚的社会基础，因此其建国后实行“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方针。辽代官印中使用本族文字与使用汉字两种规范并存，即反映了此种施政策略。

辽的制度，仿效唐代因素是主要方面，在长期与北宋对峙的过程中，又受到宋朝典制的影响。因此，其所制作的汉字官印具有五代和北宋的风格因素。在创制本族文字以前，契丹族已使用汉字官印，《辽史·仪卫志·符印》记载：“约尼氏之世，受印于回鹘。至伊兰汗乃请印于唐，武宗始赐‘奉国契丹印’”。这是受印于回鹘与唐。在辽太祖主政后，开始自行颁发印信。同书载：“太祖神册元年(916)，梁幽州刺史来归，诏赐印绶。”又载“南北王以下内外百司印，并铜铸”。辽官署印及职官印皆用铜制已为存世实物所证明。

《辽海印信图录》著录宽甸县出土的一方契丹字官印，背款为契丹大字。类似刻有背款的尚有多件。也有未刻背款的，但印文特征明确。以契丹文字仿照汉字“九叠篆”体势入印，是辽代官印形制以宋官印为模式的鲜明体现。

在契丹字官印中，也发现了文字不加曲叠的契丹大字官印，其印体、钮式也是仿五代、北宋风格。这类官印为辽早期制作。

契丹官印形制标准尚不严格，有的边长达6.5厘米以上，印边亦略加粗，文字笔形趋于平直化，这一风格已开金代官印的先河。印钮形式以橛钮为特征，有的印台或另有一层台阶，或呈斜坡状，为辽官印所特有。

金灭辽后，契丹大、小字又与汉字及金代创制的女真字一度并行于金朝境内。明昌二年（1191），金废契丹字，契丹字在明代遂成难以释读的死文字。目前仅能利用其与汉字、女真字的对译，释出一些零星的文字和年号。

西夏官印

党项族元昊1038年建夏，在此之前由大臣野利仁荣创制西夏文字。宝义二年（1227）西夏被蒙古所灭，但至元代，西夏文仍在部分地区使用。目前所发现官印最早者为大庆元年（1036），时在其建国前二年。

西夏首领

西夏官制并不繁复。见于官印则大部分仅铸“首领”二字，少数为四字、六字的官印，其内容有“某地粮官专印”“工监专印”等，有的官名前或后并附有姓名。

西夏官印性质仍为职官印，这也体现出西夏官印体制的滞后性。当时党项族正由氏族社会向封建制发展，印章中亦保留着部落制的某些痕迹。其官印大多凿有西夏文背款，基本格式是：右行为年号，钮顶刻“上”字，左行为受印者姓名。此种格式与宋官印有所不同，但背款采用正体而不加篆化，又反映了其仿照宋制的基本方面。

西夏工监专印

西夏文字由点、横、竖、撇、捺、拐、提等基本点画构成，在西夏官印中则仿宋“九叠篆”规则将文字点画加以平直化曲叠，成一种篆化的形态。官印以白文为基本形式，外加边栏，布局充盈印面，字腔铸得很深，构成了西夏官印的特色。

西夏印偶见朱文正体形式，如“监”“官”,都属于通用性的官署印记。“官”印存有铁质长柄、可纳入印体，聂鸿音认为其意为“公家的”，是烙于牲畜上的标记。

金代官印

辽—金松山州商税务之印

女真族建立的金朝继辽而起，天会五年（1127）金灭北宋后、与迁都临安的南宋对峙，长期统治北方。女真族早期没有自己的文字，曾以在征战过程中获得的北宋、辽官印为凭信。金太祖灭辽、北宋，也使用旧朝的御宝。

正隆元年(1156)针对各地混用旧印的状况，朝廷不得不对官印制度作出规范。金的官印制度由此奠定。但女真族曾经处于辽的统治下，长期借用契丹字。女真字也是以契丹字为基础拼写女真语言而形成的，女真字、契丹字和汉字并行较长时期，故其早期铸行的本朝官印，一部分使用契丹字。在金取得北方大片地区后，为了对汉族官民实行管理，铸行的大多是汉字官印。这是金代官印的一个特点。

金行军万户垣字号之印

金官印采用九叠篆入印，印文风格曲叠绵密，笔画转为方折，文字大多成为横竖笔画的平行排列。

金代官印印形进一步增大，边长从4—10厘米各不等，背款上所记颁铸机构则有少府监、礼部、行宫礼部及各州行部和各路、府、州，铸印各自为政，官印的形制统一难乎为继。此时期部分官印开始出现编号，大约与此种印出多门的现象有关。其后元明清官印逐步完善这一做法，每印有统一的序号，使古代官印管理方法更为严密。

五、两宋时期印章的艺术风格

两宋是印文走向精熟的时代。在我们领略了古玺中某些精巧的类型和汉印中表现机智和功力的作品之后，再来审视如“齐王国司印”“金山县印”一类风格，无疑是一种轻松的视野转换。空灵、率意、质朴的气息，使人感到清新可喜。

北宋驰防指挥使记

北宋中后期，官印文字渐增盘曲，如熙宁三年(1070)“平定县印”、元丰四年(1081)“东南路第十二副将之印”、元祐五年(1090)“雄节第一指挥第三都朱记”等，笔画都见互相串联，为充盈印面而增加叠笔的现象渐为明显。官印边栏加粗成为时代推延的重要标志之一。

相比南宋和金朝，北宋印文重复曲叠的笔画尚不甚多，笔势仍具圆活的韵味，笔画在匀整中而富有流动的节奏，没有明显的字与字之间的刻板界限，所谓“九叠文”的沉闷格局在此期尚未形成。

北宋永定关税新记

宋南渡后，风格继续演进。建炎、绍兴年间的印文体态工稳严谨，笔画排置匀落，线条细润，总体上保持了转折而有圆意的体势，绍兴二十四年（1154）所铸“宜州管下羁縻都黎县印”为此期的代表风格。为求严密而反复曲叠笔画的现象在南宋官印中渐见突出，以至于形成一片绵密塞实的格局，如钤于《淳化阁帖》上的南宋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印即为典型之例。内府用印和中央的三省印，实际上是官方铸作观念的风向标。徽宗赵佶的“御书之宝”、高宗赵构的“御书”印已是缜密之风的示范，至此终于出现世称“九叠篆”的风格。“九叠”之“九”乃言其多，在具体印文中则根据布局的需要加以曲叠。印文的书法意味为程序化线条分配所淹没,官印呈现的是一目了然的理性规则。这一风格被金、元二朝看作是宋官印的模式，铸印官又进一步将此种模式推向极致，有的笔画甚至曲叠十余重之多。“九叠篆”遂成为中国玺印文字中又一具有强烈装饰风格的体式。

淳祐、景定、德祐等晚期的制作开始出现草率的迹象，文字盘错，平正的风格又趋弱化。南宋水军及禁军官印集中出土于澉浦，表明系当时情势急剧变化，为退守而集中弃埋。此地所出晚期诸印的疏散风格，亦折射出当时宋皇朝的一片衰象。

两宋时期上层文人的印章，与崇尚轻便、简朴的一般民众用印具有不同的制作理念。在传世书画名迹上很难寻觅到楷书印记的踪影。宋元时代楷书私印反映了民间要求变革繁褥印风的主张。晚唐五代的朱记已出现隶化、楷化的趋向。这一印式在宋元民间私印中发展为普遍的风气。“沙随程迥”瓷印是两宋时期的典型作品。后者为南宋景德镇窑青白瓷烧制，印主程迥并见于《宋史·儒林列传》，原籍沙随（今河南宁陵县北），于南宋隆兴元年（1163）登进士，历官泰兴、德兴、进贤、上饶等地。此印的文字、钮式、制作都堪称精美，是南宋瓷印的断代标准品。

两宋时期私印的风格取向是多源的，无论是受到当时官印风格的浸润，还是承接唐代印法遗韵，抑或远追秦汉，都表明士大夫文人对于印章审美产生了自觉的个性化追求，而不仅仅关注印文的内容及其实际功用。这是整个社会用印风气转盛态势下的必然现象。民间使用的凭信，则终究要寻求简便而易于普遍接受的样式，这是与自觉的艺术创作不同之处。

中国玺印的艺术风格在主观选择中孕育变革。中国印章史已经走到了文人艺术家独立创作时代的前夜。（孙慰祖）

（节选自《艺术品》2019-07总第9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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