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煕宁元年（公元1068年），登州（现在的山东威海一带）发生了一起案件，起因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民间女子“嫌婿陋”杀人致伤。在凶手招供的情况下，竟因定罪问题引发了一场朝野动荡，从定案，到减刑，到朝议，到再定罪，前后长达数年。谁能想到，这样一起案件竟然能够触动北宋帝国的法政神经？

清朝著名学者沈家本在其名著《历代刑法考》中重点记录了中国古代法理学的重要案例“登州阿云案”。这件惊动了中国法律史的登州阿云案整个案件并不复杂，在凶手招供之后，仅仅为了定罪一项，居然引发了朝廷大臣之间的一场极大的纷争，从定案，到减刑，到朝议，到再定罪，前后长达数年，而且在十六年之后，还被重新翻了出来。关于此案的争论，近千年间，几乎没有止歇，成为中国法律史上被人提起最多的案件之一。

阿云谋杀“亲夫”

登州有一个姑娘名叫阿云，年方二八，亭亭玉立，美貌多情。阿云小时丧父，过了几年母亲也病逝了，阿云服丧期未满，叔父贪图钱财，不顾阿云的反对，强行将阿云许配给了一位名叫韦阿大的老光棍为妻。史书载，此时“许嫁未行”。

韦阿大相貌丑陋，阿云“嫌婿陋”，非常不满，但是婚期已定，由不得她。为了摆脱这桩婚姻，阿云铤而走险，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阿云揣着菜刀，悄悄来到韦阿大的家里，趁着韦阿大熟睡，阿云拿起菜刀朝着韦阿大一阵乱砍，被惊醒的韦阿大下意识的翻身起来用手阻挡，阿云看韦阿大醒来，又惊又怕，丢掉菜刀，扭头就跑。

阿云当时只是个姑娘，柔弱无力，对韦阿大一阵乱砍，除了砍掉韦阿大一个手指头外，韦阿大身上其他地方都是些皮外伤，没什么大碍。差点丢掉性命的韦阿大立即报了官，说有人要杀他。

由于当时天黑韦阿大并未认出阿云，韦阿大报官后，刚开始官府认为是盗贼所为，但是经过调查，官府认为阿云的嫌疑最大，随后阿云被逮捕，被抓没多久，阿云主动承认了罪行。官府将其拘押起来，等候审判。

登州知县按照宋律之规，认为此案中阿云谋杀亲夫。在《宋刑统》里属于“十恶不赦”中的“恶逆”。《宋刑统·名例律》十恶条：“恶逆，谓殴及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母、姑、兄姐、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判斩立决。知县以谋杀亲夫将阿云定罪死刑(旧律女子谋害亲夫一律处斩），并上报知州。

案子上报登州知州许遵，许遵是个非常有经验的法官。他认为阿云被许配给韦大时尚处于为母亲守孝期间，按照宋朝律法规定，守孝期间和别人的婚约无效（所谓“违律为婚”）。《宋刑统》规定，如果子女在为父母守孝期间，自作主张行嫁娶之事，这叫“不孝”，但阿云是被叔父逼婚，自己并不同意这门亲事。如果是父母或宗族里的长辈做主行嫁娶之事，不能被判作“不孝”。《宋刑统》规定：必须是办了正式的结婚仪式而且在嫁到夫家三个月的时间里，必须拜了夫家的主庙才算是正式的夫妻。许遵认为阿云和韦阿大顶多只是订了婚，换了婚帖，不是夫妻，不能被认为是“谋杀亲夫”。许遵作出判决：阿云订亲时，“母服未除，应以凡人论”，订婚无效，所以谈不上谋杀亲夫，可免死。

但是死罪绕过，活罪难免。《宋刑统》还规定，“诸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如果只是预谋杀人未遂，判三年徒刑。如果预谋杀人，但伤及人，判绞刑；如果预谋杀人，并将人杀死，判斩刑。”

许遵虽然是登州知州，但有多年刑事审判案件的经验，《宋史》载许遵此人“累典刑狱，强敏明恕”。此人嗅觉灵敏，思路清晰，为人个性强硬，内心仁慈，是个典型的外冷内热的人，也是一个执法如山、情怀如水的司法官员。慎刑是许遵判案的一个基本原则。

许遵认为此案中阿云有自首情节。《宋史·许遵传》记载：“被问即承，应为按问。”当时官府只是将阿云叫来问话，但阿云承认韦阿大是自己所伤。根据《宋刑统》，自首应“免所因之罪”。所因之罪是指阿云虽然杀人未遂，但因阿云主动自首，因此只追究阿云的伤人之罪。

争论不休

阿云遇上了一个执法如山、内心仁慈的地方官，他给阿云找到了减轻刑法的理由，但正当阿云的生命迎来转机的时候，但案件却发生了逆转，并将官司打到了皇帝那里，阿云将等来一个什么样的判决？

案件被报到审刑院和大理寺，也就是北宋的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虽然认定阿云所犯之罪不是“十恶不赦”，但不能认同此案的自首情节，改判阿云“违律为婚，谋杀亲夫”，处绞刑！许遵不服，再次上奏认为：在官吏传讯被告时，如果被告能主动供认犯罪事实，应该按自首论处，减二等处罚。阿云受审时主动供认犯罪事实，“云被问即承，应为按问”，应以自首论处，“以按问欲举，乞减死”。于是案件被交到了刑部。“刑部定如审刑、大理”，对此案的判决与审刑院和大理寺相同，依然是死刑。

正在这时，许遵被提拔为大理寺卿，针对刑部的判决，许遵指出：“刑部定议非直，云合免所因之罪”，即刑部的判决不正确，阿云应该从轻发落，如果不论青红皂白，“一切按而杀之”，就会“塞其自守之路”，不符合“罪疑惟轻”的断案原则。请刑部再议。

由于许遵的意见和刑部的意见不统一，便“奏请皇帝裁绝”。这就是北宋时期的“敕裁”制度，由皇帝亲裁。宋神宗接到这个案件，做出了批示：“奏裁，刺贷其死。”（《宋史·刑法志》）免其死罪，拿钱赎罪。

按照大宋律法来看，皇帝的命令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在接到宋神宗的批示诏书后，大理寺驳回了宋神宗的诏书。监察御史里行（相当于国家监察部助理监察员）钱顗怀疑许遵判案不公，提起公诉，弹劾许遵。

争论不休之际，他们又将案件交由“圣裁”，宋神宗这次将案件交由翰林学士（皇帝的高级政治顾问）来裁决。了解案件的经过后，王安石支持许遵的判决。司马光认为阿云不能算是自首，过失伤人或杀人若免除所因之罪，如果本来意欲杀人，但杀人未遂将人伤了，这就不能免除所因之罪。司马光举了个例子：甲跟人斗殴，将人打得鼻子流血，判甲五十大板；乙想要杀人，将人推进井里了，但这人却丝毫未伤，但乙也被判打五十大板。一个是伤人，另一个是杀人未遂，但两人的判决结果却是一样的。这样的判决不能服众。司马光认为阿云有犯罪的动机和谋杀的故意，不符合自首的情节。

礼法之争

《宋史·刑法志》：“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者，从谋杀减二等论。”有自首情节，免于死罪，并降两等罪——流放。可是御史台认为此案判决不合法，宋神宗又将此案交给其他翰林学士讨论，最后，王安石的意见被接受，皇帝下敕令，赞同他的主张。但是问题在于一旦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那么先前主张死刑的三法司官员就面临着审案错误的处罚，所以他们自然不服气,要据理力争。

按理说，最高统治者皇帝已经两次发话定罪，阿云的案子可以早早地结案了，然而反对的声音却一浪高过一浪，反对者寸步不让，不给皇帝留一点面子，为什么一件简单的刑事案件会引发出如此强烈的争论，就连皇帝也无能为力呢？而阿云究竟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判决呢？

保守派的司马光坚持以《宋刑统》为标准，阿云必须处以绞刑，否则“终为弃百代之常典，悖三纲之义，使良普无告，奸凶得志，岂非徇其枝叶，而忘其根本之所致耶！”（《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六）儒家礼法已经成为保守派的一个立论基础，“国家之治乱奉于礼”，也是司马光的一贯主张。司马光所要强调的根本就是“夫为妻纲”，以及隐藏在这后面的“君为臣纲”。阿云“谋杀亲夫”，妻子要杀死丈夫，这是“地要反天”，违反天伦，是“忘其根本”，性质非常恶劣。更有甚者，阿云“谋杀亲夫”的原因仅仅是“嫌婿陋”，难道长相丑陋就该死吗？如果轻饶阿云，那么“尊卑”“规矩”将成为一纸空谈。在司马光看来，三纲五常是贯穿中国封建制法律的基本精神，审案的基础是“礼”，“礼”就是秩序，法律必须体现秩序、纲常和儒家的理念。

而变法派的王安石则更重实用主义，就事论事，“分争辩讼，非礼不决，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也。”纠正曲直明辨是非，少了礼制就会分不清。礼刑互为表里，礼在则法在，礼失则刑补的状况，正是古人眼里的法律，所谓礼法是也。另外，王安石认为，即使从法理上讲，阿云属于“只谋未杀”，用现在的法律术语就是“杀人未遂”，所以罪不至死。王安石还秉承其变法主张，认为“祖宗之法不足守”。王安石要通过这个案子表达自己“礼不可以庶人为下而不用，刑不可以大夫为上而不施”的法律思想，基本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雏形。

最终，宋神宗做出了维持原判的决定，判阿云“编管之刑”，就是打上几板子再将她流放到原籍所在地服劳役。

17年后，宋神宗元丰八年，宋神宗驾崩，宋哲宗继位，司马光拜相，再议阿云案。促使宋哲宗颁下一份新的诏敕：“强盗按问欲举自首者，不用减等。”这份新诏敕意味着，熙宁元年七月三日的敕文“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自首者，从谋杀减二等论”，将不再适用于强盗伤人案。

争论双方各执一词，难分高下。由于观念上的差别所致，带来变法派与守旧派之争。从双方法律观念上的差别来看，阿云案这样一起非常普通的刑事案件引起朝野论战，激起如此大的波澜，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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