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以后，规定后妃不得干政，这一制度基本上得到贯彻执行。但明代后妃并没有完全与政治绝缘，相反在各个阶段都发生过影响，明初的马皇后、徐皇后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太祖、成祖的决策。尤其是仁宗的张皇后影响力最为深远。

辅佐三代帝王，堪称杰出女政治家

诚孝张皇后，河南永城人明仁宗朱高炽原配，她在洪熙、宣德、正统年间的政治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张氏还是太子妃时，已展露出她的政治才干，时为太子的朱高炽，因“体肥硕不能骑射”，加之其弟朱高煦和朱高燧的离间，使得成祖对他极为不满，储君之位岌岌可危。

《明史·后妃列传》记载，张氏“内宽仁宗，而外事成祖及仁孝皇后甚谨，重得仁孝心。仁孝每言成祖，成祖亦意解。”正是张氏的精明周全，从中调和、极尽孝道，赢得公婆欢心。成祖虽不喜欢太子，但对于如此贤惠的儿媳，连连夸赞：“此佳妇，他日当承我家。”

仁宗即位后，册立张氏为皇后，然仁宗在位仅十个月而崩，面对汉王朱高煦欲趁乱夺位的图谋，张皇后再次施展了她的政治手腕，秘不发丧，封锁消息，命可靠大臣处理国政，草拟遗诏，传位太子，派人速迎在南京的太子北上。一系列果断的处置，保障了太子朱瞻基顺利即位，亦使朱高煦的图谋落空，避免了政局的动荡。

宣宗即位，尊张氏为皇太后。而宣宗年寿亦不永，于宣德十年驾崩，此时又面临着皇位继承的问题，宣宗之子太子朱祁镇此时只有9岁，张太后出于“国服长君”的考虑，曾想立宣宗之弟襄王为帝，但被朝臣劝阻，张太后也未坚持己见，遂立朱祁镇为帝，皇位再次平稳承继。

辅佐三代天子即位，张太后可谓功高至伟，在宫中朝中亦是德高望重，但是她并未以此为资本而专擅国政。虽然史料记载，仁宗时，“中外政事莫不周知”，宣德初，“军国大事悉上皇太后参决”，但张太后“亦每事咨询，不敢以听政自居，擅外廷议”。甚至因英宗年幼即位，朝臣请太后垂帘听政时，张太后言：“毋怀我家法，凡事付阁议然后行。”

应该说，张太后的参政是在确实需要以母权来维护皇权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但她始终严守祖制，参政但不干政，而且尊重并维护杨士奇、杨荣等辅政大臣，在适当的时机对辅臣慰劳，并能将各位辅臣的性格和所长悉数讲给儿子宣宗听。

正统初，更是当着张辅、杨士奇、杨荣、杨傅、胡濙五位辅臣的面，要求年幼的孙儿英宗“此五臣皆先朝所简，帝其重之，凡事非五臣赞决勿行也”。张太后的做法维护的不仅仅是内阁辅臣的职权，更是良好的政治风气。故“是时，天子尊师傅，兴学校，举任贤才，为一代极盛”。

维护内阁权力同时又留有余地

明代很多史料都有记载张太后在抑制宦官势力上有所作为。张太后维护内阁辅臣之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已经觉察司礼监太监王振弄权，扰乱内阁正常行使职权，于是在下令一切政务必由内阁议决时，亦对王振进行了责罚和震慑，于是便出现了史籍中记载的太皇太后当着英宗和五位辅臣的面，命女官“抽刃加振颈”欲杀之的一幕。

这件事是否存在是有异议的，明人王世贞认为此事当是一件彰显张太后圣政的事，不过很多人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张太后对王振的警告是有的，但并非是想杀他。而且历史也证明，王振并未因太皇太后的震慑而“终太后世不敢专大政”，而是在正统初年“已横”。几位辅臣对于司礼监渐侵内阁职权，对王振权势的膨胀并未有效应对之策。

实际上，张太后对内阁辅臣的支持是留有余地的，且能对内阁形成有效牵制的正是司礼监，张太后警告王振而又不想杀他，或许却有以宦官牵制阁臣之意。这与当时英宗年幼，为保证皇权至上而做出的考量不无联系。

自朱元璋废除丞相后，专制皇权空前加强，实际上已没有制约机制，制度的弊端亦逐渐显现，若遇皇帝昏庸而年幼顽劣，便为宦官专权提供了空间，内阁本非正式的中枢权力机构，只是辅政参决，对于皇权之下的宦官权力膨胀并不能有效制约。而如张太后者，虽有政治才干且德高望重，但制度实际并未赋予母后预政之权，所以她对王振之流或能警告一时，然终不能真正抑制。

不可否认，张太后自洪武二十八年选为燕世子妃，至正统七年崩逝，掌权近五十年。永乐年间为太子妃时，辅佐夫君，可谓患难与共，后辅佐三代帝王，教导培养儿孙，确实对仁宣政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且如明初两代贤后一样，她重视内治，严格约束外戚，不得干政。故而有明初杰出女政治家之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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