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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没有人脸识别，更没有智能科技，要是被冒充了，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其实被“冒充身份”，这种风险终一个古代都未曾停止过，即便是到了清朝，这种事情都还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当时的文人写的轶事里，经常有这种剧情出现。
统治者们日防夜防，可人心终究难防。
没有极速交通工具的时代里，车马成为最快速的手段，情诗里说这样的时代中，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对于古代官员而言，其实也是一样的，一生，或许只能出“一次”远门，也只能当一次“地方官”。
毕竟像苏轼一样的人，的确太少了。
距离的漫长、交通的不便捷，造成的结果就是信息的极速不对称，往往一个官员被任命走马上任，发出命令的同时，也有一则命令快马加鞭落实到地方，地方的部门就首先知道这号人物的来历。
可来历归来历，却不是相片，若是特征大体不偏差，那么也都会认了，即便是偏差了，也可以解释，譬如在东北被贬到广东当官的官员，一路气候巨变，环境恶劣，受了伤，瘦了或胖了，都是有可能的。
因此这个时候就需要“凭证”。
凭证这个东西，其实说起来并不复杂，主要就是两样，第一乃是流通的“通牒”，第二则是走马上任，获得朝廷下令的“文书”，这种文书会随着官职的高低来盖上相应的章文，最高级的，便是直接带着太监和圣旨，原地颁布。
一般来讲，后者还会被冒认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所以历史上根本没有什么大人物被冒认，不能说李卫去一趟云南当官之后就不是李卫了，李卫还是那个李卫，因为身边跟着的人，来头实在太大。
说回官员本身，他们的身份的认证，其实也是一个复杂的流程。
古人没有照片，但不妨碍他们多方采集人物的信息，收录入册，首先古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户籍”，姓甚名谁，可能皇帝没有，但是绝大部分人一定会有，这个“户籍”就是一直跟到生命终止为止的。
一个普通人家从小童再到学子，再一步步科举进士，他的“资料”都在户部手里，实时更新，这里面虽然没有说具体到这个人的一日三餐吃了啥，但最起码是表述了他的大致特征，直到他成为朝廷的官员，这些都是记载其中。
这样的制度下，每一动身，就需要当地政府出示“通牒”。
要知道古人也不可以随便在各个地区乱走的，每到一个地方，就要报备，在离开之前，还要请示，通过了才会下放“通牒”，这保证社会的安全秩序，而官员也是如此，只是报备的等级不同罢了。
所以在一些影视剧里，一些查通牒的衙役们会问那些路人一些基本的问题，譬如从哪里来的啊，家里几口人啊，看似无聊，其实就是在加大“筛选”的力度，如果有人是属于“偷渡”，那就会当场抓住。
这一关，就杜绝了绝大部分的“冒充者”。
要知道冒充朝廷命官，这不是什么大胆那么简单的事情，为官者本身就有一种“气质”，这种气质是很难学来的，在这种气质之下去做事情，和没有这种气质，差别是天差地别，最重要的是“身份通牒”，这一样东西是不可能造假的。
当地的官府会首先拿到这个官员的“资料”，再一一“对照”，确定无误了才会喊大人，这个过程是严谨的，在宋朝，有一些地方匪徒较多，凡是县令上任，都有一个“三日”的观察期，就是为了避免是匪徒冒充。
不过这种特殊的情况还是少有的，可能在历史记载极少的秦朝也还会发生，但秦朝乃是“酷吏”之朝，执行力较为严峻，此后的时代少有，而宋朝因为“官员”太多，所以才会有这种现象。
除了身份文碟之外，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委任状”。
所谓“状”，就是一种很严格的文体了，委任状可以说是圣旨之外最重要的东西，关乎着每一个官员的身家性命和前途。
从材料到制作，再到其中的笔迹，都是不可模仿的。
当然啦，有的人也会想到，如果这个官员半道上被匪徒“截胡”了，把委任状拿走了，那岂不是也等于白瞎了吗？
其实古人对于这个问题，考虑得早已经是比较周全了。
对于委任状，不可能只是“一份”，而是“两份”或者多份，委任状上面的内容大意基本是一样的，就是指哪一个地方官府或者是朝廷任命谁为某某官职，但是在细节上有不同。
这些细节上的不同，对照起来，就是“暗号”。
譬如唐朝，节度使制度之下，地方节度使到达地方报道，就会自己带一份皇帝给予的圣旨（委任状），而地方的官员也会提前收到快马加鞭的“委任状”，有一些比较有趣的地方就是，让来报道的节度使，说出自己的某一首诗。
要知道，诗这种东西，除了自己能基本记得以外，很少人会记得，又不是固定的“暗号”，所以不害怕匪徒半路截胡逼问出来，因为这本来就是随机的“命题”，如此一来，可行性极高的配合，就让节度使本人得到很高的“真实性”。
若是连这样匪徒都能“造假”出来，那么想必让谁也发现不了这个匪徒是假的了。
在唐朝之后，每一个朝廷都想出了很多办法来验证官员的真实性，在偏远的西南地区，还会因为一个地方大官员的上任，在沿途的各个官府放置“玉印”。
这位官员的最终任职地中有一份委任的文书，上面盖着玉印，但一开始给予这位官员的玉印，并不是真实的，这位官员需要不断地赶路，到每一个地方官府报道，才能拿到新的玉印，这样就是保证了官员在每一段路中的安全性。
而具体的实施必然是更加地严谨，可别小看古人的智慧，虽然古书的表述仅是寥寥，但古人的各种设计智慧却是高超的，很大程度杜绝了官员被害，被冒充代替的事情，不能说完全消灭，最起码百年也没有几例。
在清朝的时候，就曾记有一位名为“郭世纯”的池州知府在任职的半道上被匪徒所杀，最终取代了身份，当时这位匪徒并不是敲一笔就走，而是有模有样地当着这个知府，只是后来被郭世纯的妻子举报，这才得以真相大白。
不过这件事后来又被“辟谣”说是假的，完全没有这回事，因为在清朝，假冒一个知府太夸张了，光是这个级别的官员，都已经几乎全部见过皇帝，有的时候还要经常面见封疆大吏，总督和巡抚，不是随意冒充就可以的。
最重要的是，冒充一个官员，并且行使他的职能，这件事情的本身也非常“奇幻”，试问一个匪徒，又怎么会有这么强的执政能力呢，所以这件事情“虚构”的可能性是更大的。
而其实在古代，假冒官员获得的“利益”远远比不上这些匪徒去搜刮一番，原因便是刚上任的官员，都是一穷二白的，抢了其实没有意义，若是大户人家那也抢不起，小户人家抢了还要平白背上“命案”，被官府追杀。
后世所能看到的关于一些匪徒冒充官员来牟利的事情，其实大多数都是“轶事”，只是勾起了人的好奇心理，实际上官员们的安全没有那么低，可以获得的好处，也不值得匪徒这样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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