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社会，盗窃罪是出现频率较高的犯罪类型之一。盗贼的出现不仅严重影响社会治安，打扰民众普通生活，且威胁封建阶级统治。唐朝是中国古代最繁荣昌盛的朝代之一，地位超然，文明发达程度远超同期各国。但是，盗贼问题依然存在。即便是“贞观之治”开创者太宗李世民，也被盗贼多发的难题困扰。

在盗贼作案之前或作案时，他们一般都均有其他身份，甚至以此身份作为掩护，逃避官府抓捕。在唐代，盗贼身份呈现多样化的特点。据史书记载，唐代盗贼身份有百姓、官员、僧人、士兵、权贵奴仆等。

唐代盗贼中，百姓为盗的情况最普遍。古代社会的百姓，多安守本份、安土重迁。只在生活极艰难之时，为谋生计，才会迫不得已从事非法活动，以盗为生。唐代，百姓因饥馑为“盗”的记载史不绝书。如高宗永淳元年（６８２），关中地区水灾、旱灾、瘟疫、地震、蝗灾等自然灾害频繁，导致粮食短缺，物价飞涨，饿殍遍野，出现“人相食，盗贼纵横”的局面。

官员为盗

古代社会，官员盗窃事件历朝皆有。尤其是监管财物的官员，常因受不住诱惑，监守自盗。而唐代史书中，亦记载有不少此类事件。

唐代国库分为左右藏库，左藏库掌邦国库藏。其虽有严密的管理制度，但仍不时发生官员盗取财物的事情。唐前期，高宗时“左武候引驾卢文操逾垣盗左藏库物”。事发后，髙宗震怒，遂命令有关部门斩杀文操。谏议大夫萧均力谏：“文操所犯，情实难原。然恐天下闻之，必谓陛下轻法律，贱人命，任喜怒，贵财物。臣之所职，以谏为名，愚衷所怀，不敢不奏。”另唐后期，文宗朝有“左藏史盗度支缣帛”的记录。

官员盗窃地点除左藏库外，还有中央其他机构及地方府库等。史载：“时司农卿陈思问多引小人为其属吏，隐盗钱谷，积至累万。（李）尚隐又举按之，思问遂流岭南而死。”司农卿为唐代司农寺最高长官，从三品职衔，“掌邦国仓储委积之政令，总上林、太仓、钩盾、导官四署与诸监之官属，谨其出纳而修其职务。”此外，“幽州长史赵含章坐盗用库物。”此条记载中赵含章所盗之物来自于地方府库。另有“灵武节度使王晏平自盗赃七千余缗”。因其父曾有讨横海之功，免去死刑，被贬康州。

官员盗取物品，除财物外，库兵、官印等物件皆在其列。唐后期，元载幕僚卓英倩之弟英璘，在元载被诛后，“盗库兵据险以叛”，后被刺史孙道平擒获诛杀。徐申在继任岭南节度使初期，发生官吏盗取官印之事。史载：“前使死，吏盗印，署府职百佘员，畏事泄，谋作乱。（徐）申觉，杀之，诖误一不问。”裴度初任中书省长官时，官印被盗。下属稟告后，度言行照旧，认为：“此必吏人盗之以印书券耳，急之则投诸水火，缓之则复还故处。”果在不久后官印复还故处。

唐代曾发生诬告官员为盗的事情。德宗时，杜亚担任东都留守时，有盗贼劫获转运絹。杜亚怀疑是富家子弟令狐运所为，令武金言行逼供，“（武）金笞棰（令狐）运从者十佘人，一人笞死，九人不胜考掠自诬”，仍未寻回赃物。后经德宗再三查证，令狐运并未行盗。但因其曾私自抓捕掠人，仍判流配归州。即使后来，真正窃贼被抓捕归案，运仍未被赦免，死于归州。

在唐代，官员家人为盗，亦会牵连官员自身，甚致其贬官。两《唐书》均载有韦机因家人为盗而被贬官的事例。史载：“仪凤中，机坐家人犯盗，为宪司所劾，免官。”

上述几则事例，虽为盗官员均被贬或免职，但亦存在官员缴钱免祸之象。如《新唐书》载：“婺州刺史邓挺盗赃八千缗，宰相右挺，欲免输其财，诏百官集尚书省议，多希意为助，（窦）参独持法，卒输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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