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楼只用二十九个小时就攻克了天津，天津守军一网成擒：天津警备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兼天津城防司令部司令陈长捷、六十二军中将军长兼天津防守副司令林伟俦、天津市市长杜建时一个都没跑掉，十三万守军全部被歼灭。

这三位在天津战役被俘的将、官都写了天津战役的回忆文章，陈长捷写了《我防守天津的经过》，林伟俦写了《天津战役纪实》，杜建时写了《抢修城防终徒劳——天津战役国民党军覆灭经过》（本文黑体字均出自这三人回忆文章）。

很多电视剧都有一个同样的场景，陈长捷在兵败势危之际跟北平通电话，话筒里传来一个声音：“坚定守住，就有办法。”结果话音未落，镜头一转，电话那边的人就听到了一声呐喊：“缴枪不杀！”

据陈长捷回忆，确实有人说过“坚定守住就有办法”，但那不是在他被俘的前一刻，他十分遗憾地回忆：傅先生让我们投诚的命令来晚了，如果这命令早到半天，我们就是起义而不是被俘了！

在天津战与和的问题上，天津守敌中级别最高的几个人物也不是一条心，用陈长捷的话来说就是都有顾虑，也都有自己的小算盘：“1月11日接到解放军送来的‘和平放下武器’的通牒，即约杜建时到部会商。开始是各怀鬼胎，以目相视，默然无语。刘云瀚是蒋介石、陈诚的嫡系心腹，对战事虽然怀虑，但默不作声。林伟俦和秋宗鼎又都慑于特务的监察，有所欲言，而又吐吐吞吞，没有一个说应该和可以放下武器的。大家却也愿意谈判，无非为的缓攻，观望而已。”

陈长捷说的这份“通牒”，应该是一封信，那封信是一个黄埔四期生写的，另一个黄埔四期生收到的：“在这日（11日）拂晓以后，西郊城防线前发现一个身穿军服的人站在高土堆上叫喊，说是解放军通信员带来信件。那个通信员到达第六十二军军部交出第四野战军司令员亲笔签名写给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等三人的一封信。”

这封信为什么会送到黄埔四期生林伟俦的六十二军军部，而不是送到刘云瀚的八十六军，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自然能领会到其中深意。

林伟俦还记得那封信的大致内容：辽沈战役取得胜利后，百万大军已进关，劝告你们放下武器，不得破坏工商企业。

林伟俦拿着这封信去找刘云瀚，初步商量后一起去见陈长捷，陈长捷又找来天津警备司令部副司令秋宗鼎和杜建时，五个人对着这封信发呆。陈长捷不出声，大家跟着沉默，谁都不敢说出内心的实话，谁也不肯带头作出具体主张。

林伟俦说他当时有三个顾虑：我们还在等待北平傅作义整个华北问题的和平解决办法，如果天津首先放下武器，是不是会影响傅作义对整个华北问题的处理呢？我们如果放下武器后，解放军又怎样对待我们呢？是不是我们几个首要分子会被处死呢？

杜建时的说法跟林伟俦差不多：“我看信后问大家有何意见，他们四人均沉默无言。由于他们以前彼此都不相识，不能交心。”

杜建时一看大家都不表态，也知道是因为人心隔肚皮，就先把陈长捷请到另一个房间密谈。

陈长捷说了大家后很熟悉的那番话：“我让他们打，谁不打就不行。我让他们降，他们不降我就毫无办法。还是等待北平和平谈判成功，一起行动。”

从陈长捷那里得不到明确答复，杜建时又把林伟俦和刘云瀚请到别的地方商量，林、刘二人也是一推六二五：“陈是司令，要他说话，我们不能领头。”

都是千年的狐狸，凑到一起就是一部《聊斋》，林伟俦认为自己能坚守一周，刘云瀚说绝对支撑不了那么长时间。五个人至少有十个想法，最后杜建时也无可奈何，最好把决定权甩给北平，结果就收到了傅总部参谋长李世杰的回答，也就是那句“坚定守住，就有办法”。

既然李替傅给出了答案，天津这五个人也只好打太极，陈长捷口述，秋宗鼎执笔，给林总回了一封信，杜建时很清楚这就是缓兵之计：“我们顽固地不肯接受劝告而放下武器，还以为天津城防碉堡坚固，解放军一时攻不破。”

陈长捷和林伟俦杜建时显然是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他们不知道攻城总指挥刘亚楼不但有天津好几份天津城防图，还有三倍的兵力和足够数量的重炮（特纵就是炮兵和坦克纵队），拿下天津，就像液压锤砸鸡蛋。

陈长捷和林伟俦杜建时犹豫不决，等待他们的当然是炮火的覆盖，林伟俦第一时间就发现自己的部队已经崩溃了：“炮声隆隆，烟雾朦胧，远不见人，解放军在密集炮火掩护下，冲击前进，手榴弹密密爆炸，火花四射，迫使第六十七师的一个营争夺洋灰高碉堡的残余部队溃退，沿着交通壕争先恐后逃命，互相践踏，壕中死尸累累。残部溃退时，又被自己团长所指挥机关枪扫射，该团长也受重伤后身亡。”

眼看兵败如山倒的林伟俦也顾不得请示陈长捷，他直接派出参谋去找解放军联络投诚事宜，陈长捷明知此事也无可奈何，一向傲慢的刘云瀚也“腼腆地报道失陷主线无力反攻，表示了歉意。”

派出的参谋一去不返，心急火燎的林伟俦又跑去找陈长捷，他很无奈地看到，陈长捷还在用无线电话向北平华北“剿总”傅总司令请示，得到的指示是“设法抽兵恢复被突破的地区”，但是陈长捷和林伟俦都知道，他们已经被切成数块，根本就无兵可调。

熬到十四日夜晚，陈长捷终于坚持不住了，他用电话召集林伟俦和刘云瀚、杜建时开会：“目前天津局势，无法维持下去，我们准备放下武器。由杜市长找寻李烛尘、杨亦周为代表明早出城商谈。”

炮弹已经打到司令部，大家这时候才想起谈判，已经来不及了，横飞的炮弹中，连“谈判代表”都没法派，陈长捷只好命令还能出声的广播反复播放：“天津部队准备放下武器，明早派代表出城商谈。”

刘亚楼下令14日10时发起总攻，并要求在三十小时内结束战斗，已经打了一半，哪还有时间听广播里的废话？而且就是想停也停不下来了——陈长捷的“谈判请求”播发的时候，战斗已经接近尾声了，杜建时也为自己的行动迟缓懊悔：“我深夜邀请天津工业知名人士李烛尘、参议会议长杨亦周商量，写一放下武器的和平宣言，由杨亦周在电台广播。十五日凌晨杨亦周广播和平宣言时，解放军已进入市区，为时太晚了！十五日下午天津完全解放。”

有充足的时间不肯起义，战斗之初也没有及早投诚，陈长捷回忆起来也是一肚子苦水：“十五日早七时许，我以无线电话和傅作义详报主阵线突破后，巷战发展、核心战无力继续以及夜里会商经过。傅作义答道：‘可以接洽和平吧！’这是天津受围开始后和傅作义亲作交谈的第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我和傅通完电话，一个解放军的副营长带着几名战斗员，已站到我的后面了。我就是这样被俘于我的指挥所地下室里面的。”

1月15日下午天津完全解放，第二天上午，杜建时与秘书长梁子青同时被抓出来，被抓后的杜建时反倒是一身轻松：“我知解放军的政策，虽首恶必办，但不杀俘虏。一个多月来的紧张心情，一旦放松，酣睡了一整夜。”

杜建时不是正规军人，当然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陈长捷和林伟俦可睡不着了，他们在回忆时互相指责，都说自己早就有意起义或投诚而受到别人的阻挠，这三个人不同的回忆文章，但都透露了同样一个信息：当年身在北平的“傅先生”已经允许他们投诚了，只可惜投诚的命令来得太晚了，如果这命令早到半天，他们就不是被俘而是起义了。

因为所处位置不同，这些话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最后还需要读者诸君来进行评判：在收到那封亲笔信后，林伟俦为何不绕开陈长捷而直接跟曾住过同一个宿舍的黄埔同学商谈起义？陈长捷如果不等北平的命令而自作决断，还用等到1959年才被特赦吗？陈长捷和林伟俦杜建时原本有机会成为起义将领，最后一招失措成了战俘，是不是也应该怪他们高估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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