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朝是科举制度最为完善的时期，同时科举舞弊手段也是层出不穷。其实从科举诞生的那天开始，舞弊与反舞弊始终是科举史上的一个梗，考生与朝廷的较量从未停息过。

到了清代时，朝廷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考生要是单兵作战通过正常的舞弊手段取得功名已经很困难了，所以从清代开始，便有了“通关节”这一高级的舞弊手段。

什么叫通关节呢？《清稗类钞》中如此说：“考官之于士子，先期约定符号，于试时标明卷中，谓之关节，亦曰关目。”

通俗地讲就是考官事先与考生约定好一个字眼，考生在应试中将此字眼写入考卷中，即可以被录取。比如乾隆某年的乡试，考官约定考生在试卷中连用四个一字，该生便以“儒一而为不一，圣人一勉之一戒之焉”，发榜之日考生果然名列其中。

再如道光时期某年乡试，考官约定字眼为“水烟袋”，考生于答题中出现“烟水潇湘池，人才夹袋储”之句，结果自然也是金榜题名。

以通关节而作弊者，可以说是一点痕迹也不留，朝廷要是追查起来，只要考官、考生不承认，那是一点辙也没有。因此为了防范此类作弊行为，朝廷也出台了一些措施。

乾隆朝以后，对于乡试主考官的选择十分慎重，并规定自内阁发布考官名单后，考官必须在五天之内启程，这主要是为了防范考官在京逗留时间过长，难免有同僚请托之嫌。

同时朝廷又规定了考官赴任的纪律，各省主考官从京城出发时，不能携带家属，不能和亲戚朋友告别，不能多带随从，在赴任途中更不能游山玩水，不能探亲访友。

朝廷认为这还不够，还规定派往各地的正副考官要一同出发，路上不能分开，以达到互相监督的作用，防止途中有人贿赂主考官。

尽管朝廷有诸多的规定，但还是不能避免舞弊现象的出现。雍正是个心狠手辣的皇帝，对舞弊行为尤其痛恨。所以他继位后，便别出心裁用上了恐吓的严厉手段。

根据《世载堂杂记》所记，雍正继位后规定各省考官入闱后，队伍的最后是几个兵丁抬着一具用来腰斩所用的铡刀，这个铡刀不是用来对付考生的，而是要警醒考官，一旦出现舞弊行为，即行腰斩。

这把铡刀在雍正九年时就曾派上过用场，但是福建学政俞鸿图的小妾与仆人勾结向考生泄露考题。此事俞鸿图本人并不知情，但雍正盛怒之下，还是下令处以腰斩的极刑。

据说当时行刑的过程十分血腥，俞鸿图被斩为两段之后居然没死，他用鲜血在地方连写了七个“惨”字后方才断气。后来大臣认为腰斩过于残酷建议朝廷废除，雍正也为之动容，从此废除了腰斩这一酷刑。但每逢乡试之年，以铡刀入闱之例始终不变。

除了通关节以外，“送条子”也是一种比较隐晦的作弊方式，但主要用于殿试阶段。我们知道，乡试、会试这两个阶段，考生的答卷是需要誊录官重新誊写以后，再交给考官评阅的，所以从字迹上并不能做手脚。

而到了殿试，就取消了誊录这一环节。制度上既然出现了漏洞，便让读卷官和考生有了可趁之机。“送条子”即考生考试送给读卷官一首诗，以便认出字迹。

道光年间，权臣穆彰阿曾几次担任过殿试首席读卷官，很多考生都提前预送条子，希望在殿试中取得好的名次。有一个考生为人太愣，不懂得这个规矩，直到殿试完了才将条子送给座师穆彰阿。

穆彰阿在读完该考生的文章后觉得很有水平，但又责怪他试后才把来送条子，这让穆彰阿很不高兴，认为他是不想受自己的栽培，后来该考生在朝考中被刷了下上来，无缘翰林院庶吉士。

其实到了会试、殿试这个阶段，担任主考的都是朝廷大员，他们不缺那点关节费，主要是想以主持文衡之机广收门生，以发展自己的势力。科举时代座主与门生是官场中最让人看重的一种政治关系，对于考生和考官来说，这种关系都是双赢的，所以殿试中“送条子”这个风气一直到清末都很盛行。

当然了，考官们都是朝廷精挑细选出来的干才，对于舞弊这种行为大致还是有一个尺度的，不可能过于放肆。能够通关节或是送条子的考生，也都是有一定实力的。

因为按照规定，不管是乡试还是会试，发榜后中举考生的文章都要会被编入朝廷的教材中，如果入选的文章不能让人信服，士子一旦闹将起来，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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