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我国历史上女性相对解放的时代，女权意识逐渐觉醒，在社会上层妇女中尤为突出，武则天便是那个时代女权人物的代表。在时代思潮的浸润之下，从皇帝、大臣到平民百姓，唐人惧内的轶事频见于文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家庭生活的特征。

唐帝中高宗、中宗、肃宗都有惧内的毛病，而以高宗李治为甚。武则天“狐媚偏能惑主”，用卑劣的手段当上皇后仍不满足，还要与高宗分庭抗礼，进而架空高宗，临朝称制，要当女皇帝。《大唐新语》卷二云：“则天以权变多智，高宗将排众议而立之。及得志，威福并作，高宗举动，必为掣肘，高宗不胜其忿。”高宗于是密召上官仪草诏废后，“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诣上自诉。诏草犹在上所，上羞缩不忍，复待之如初；犹恐后怨怒，因绐之曰：‘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资治通鉴·唐纪十七》）把责任全推到上官仪身上，导致上官仪与太子李忠被武氏诛杀。从此“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

高宗惧内带来一连串的严重后果，不仅皇权旁落，就连自己的皇后嫔妃、儿子女儿、媳妇女婿乃至孙子孙女，也相继被武则天害死。王皇后及萧淑妃先是遭谗被锁入冷宫，高宗稍有悔意，武则天又抢先下手，截去王、萧四肢投入酒瓮，死后又斩首。“高宗八子，二王早世，为武后所毙者四人”（《旧唐书·高宗诸子传》），实则应为五人，即太子李忠、泽王李上金、许王李素节，还有武氏亲生的李弘与李贤。据刘肃《大唐新语》卷九记载：“高宗末年，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则天幸灾逞己志，潜遏绝医术，不欲其愈。”因此司马光认为，高宗虽然因病致死，但与武氏故意拖延不治也有关系。《旧唐书》说高宗“既荡情于帷薄（宠爱武后），遂忽怠于基扃（基业）”。因宠爱而生畏惧，乃至太阿倒持，将皇权拱手相让，宗室王孙与元老重臣被剪除殆尽。如果没有后来的神龙政变，李唐江山真就断送在高宗之手了。

有其父必有其子，中宗李显也秉承了高宗的惧内传统，一切皆缘于皇后韦氏也想仿效婆婆武则天，先垂帘听政，再临朝称制。韦后曾与中宗共历艰危，情义甚笃。李显对她许诺：“一朝见天日，誓不相禁忌。”“及得志，受上官昭容之邪说，引武三思入宫中，升御床，与后双陆，帝为点筹，以为欢笑，丑声日闻于外。”（《旧唐书·后妃传》）韦皇后与武三思是亲家，二人私通，公然给中宗戴绿帽子，还联手揽权，迫害神龙功臣。纵容的后果是“不免齐眉之祸”，中宗被韦后与爱女安乐公主合谋毒死。

孟棨《本事诗·嘲戏第七》说：“时韦庶人颇袭武氏（则天）之风轨，中宗渐畏之。”一次宫中宴会，伶人即兴唱了一首《回波词》曰：“回波尔时栲栳，怕妇也是大好。外边只有裴谈，内里无过李老。”裴谈是御史大夫，李老即指中宗。韦后听罢十分得意，以束帛厚赐之。一个优伶敢当众拿皇上与大臣开涮，很可能是韦后指使，而在中宗与裴谈看来，惧内也不算丑事，故曰“怕妇也是大好”。

唐肃宗惧内的事例虽然不多，但由张皇后的专横仍不难想见。张氏表面上能迎和肃宗，在奔赴灵武时也颇识大体，有襄助之功。但自从册封皇后，张氏便“宠遇专房，与中官李辅国持权禁中，干预政事，请谒过当，帝颇不悦，无如之何”（《旧唐书·后妃传》）。肃宗第三子建宁王李倓功劳大、能力强，是张氏专权的首要障碍，于是被其谗害致死。《唐国史补》记载，肃宗对自己的小女儿舐犊情深，山人李唐对肃宗说：“太上皇（玄宗）亦应思见陛下。”肃宗涕泣不语，因“是时张氏已盛，不由己也”。有子而不得保全，有父而不能相见，这都是肃宗畏纵张后与李辅国的结果。杜甫曾在肃宗朝任左拾遗，这是随侍皇帝的供奉官，应当目睹过张皇后的骄横，晚年所作《忆昔》诗曰：“张后不乐上为忙。”仇兆鳌注云：“后不乐，状其骄恣。上为忙，状其跼蹐。此分明写出惧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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