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东南古称“上党”、“潞州”，为历代郡、州、军、府治所所在，位于中国的第二级阶梯黄土高原之内。

四面环山，地势四周高中间低，地形复杂多样，全境由山地与盆地组成，内外交通则只能依靠山间峡谷之中的崎岖小道，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地域系统。

整体地势居高临下，“与天为党”而“居天下之脊，当河朔之喉”成为“晋之东南绝境，一夫当关，万夫难越，我出则易，彼来则难”的兵家必争之地。

从晋东南所处的位置来看，晋东南居于上党高地，北部为晋中盆地，西部为河东地区即临汾、运城盆地，南部为洛阳盆地与河内地区，这些地区在东周时期多为主要诸侯国国都所在。

因此倘若晋东南为一国所有，以地势之高易守难攻，退可守，进可向四周长驱直入，便可直捣周边各国都城，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

东周至秦汉时期，中国古代社会由分裂到统一，是中国古代大发展、大变革时期。

聚落作为人类聚居活动之所，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聚落的规模、构成、性质都在随着人类的需求发生改变，聚落形态不断丰富。

“从均质的村落一种形态孕育出城市和村落二元结构”使得聚落有了层级上的划分，“城市自身的发达与复杂程度，和以其为中心的区域总体聚落层级结构，决定了其所属时代的性质”。

聚落体系的演变一定程度上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综合作用产物。

对于聚落体系的考古学研究，为了解是历史进程中各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演变提供了独特视角与重要渠道。

一、晋东南东周至秦汉时期的聚落概况

今人对聚落等级划定的相关研究，多见于城邑等级的研究。如许宏先生根据城址的性质将东周时期的城址划分为三类，而在其《先秦城邑考古》中对先秦时期的城邑进行了规模和形制上的划分。

徐龙国在《秦汉城邑考古学研究》中在郡国制的基础上，以城址的规模作为划分的依据。

陈博在《从中心到边疆——汉帝国城市与城市体系的考古学研究》中同样也是以城址规模作为划分汉代城邑等级的标准。

此外还有众多研究，皆是以城邑规模的大小作为划分等级的标准。

而有关一般聚落遗址等级划分的研究较少，程嘉芬在《汉代司隶地区聚落体系的考古学研究》中运用GIS中的自然分割工具，以聚落的规模作为划分的依据，将汉代聚落中的城址与非城聚落分别进行等级的划定。

以聚落的规模作为划分聚落等级的标准有其根据所在，是切实可行的。

根据晋东南地区现有的东周至秦汉时期聚落遗址的考古资料来看，现有经发掘的遗址有限，大多数未经过全面细致的田野发掘，对遗址的布局与内部结构了解甚少，但遗址的规模信息较为全面。

长子古城，位于今长子县城西3公里处的孟家庄村北。北有雍河，南有浊漳河南源、两支流环抱古城址，于东北角相接后流去。

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2000米，东西宽约1500米，占地面积约300万平方米。

经过踏勘和钻探，城址的东北城角、北城墙、西城墙和西南城角都保存较为清楚，基本轮廓清楚，整个城址为长方形。东、西城墙破坏严重，现只存城基。

城址内西南有一圆形黄土遗迹。城角还残留大量的东周时代的绳纹板瓦和筒瓦残片。在城址的西部、西南部发现了多处东周时期墓葬，包括羊圈沟——牛家坡墓地与孟家庄墓地。

报告中将羊圈沟牛家坡墓地分为两期，分别为春秋晚期、战国中晚期。而孟家庄墓地于1988年至1989年、1992年至1993年共发掘的35座战国墓、1座汉墓的年代可分为六期。

第一期为战国中期，第二期为战国中期晚段，第三期为战国晚期，第四期为战国末期，第五期为战国——汉之际，第六期为东汉晚期。

潞河古城，位于今山西省长治市潞城县古城村与潞河村之间，古城村居南，潞河村居北，相距约1公里。

浊漳河绕潞河村北经古城村东流过。1976年经考察发现，古城村附近有东周古城遗址，残存西墙358米，北城墙残长10米，宽6米，城址的东半部已被浊漳河冲刷尽。

城内比较平坦，但因河水冲蚀，残存遗迹少，布局不甚清楚，仅发现有窖穴和文化堆积层。

城址周围发现有多处墓葬，从出土遗物分析，墓葬的年代在春秋中晚期至秦汉时期。

西李门遗址，位于晋城市高平市河西镇西李门村。遗址总面积约50万平方米，核心区位于西李门村西台地，面积约15万平方米。

遗迹以灰坑、窑址和墓葬为主，遗物以陶片、石环、石铲和陶环等为主，遗址的使用年代从仰韶文化中期延续至西汉中期。

二、晋东南东周至秦汉时期聚落分布特征

东周至秦汉时期是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关键时期，也是聚落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而晋东南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一度成为这一时期各国军事扩张的焦点。

通过对晋东南地区春秋、战国、秦汉三个大的时段之内各聚落的时间和空间分布差异的探究，可以了解东周至秦汉时期聚落的变迁及各自分布特征。

根据现有考古材料，晋东南地区东周至秦汉时期的聚落数量经历了迅速发展至基本稳定的过程，其中春秋时期8处，战国时期82处，秦汉时期172处。

总体而言，战国与秦汉时期的聚落数量要多于春秋时期，东周时期少于秦汉时期。

由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与变迁，晋东南地区各时期的聚落分布都有所变化，或沿用，或废弃，或新建，国属更迭较为频繁。

从西周末期开始，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坐大，各诸侯国之间展开了灭国夺邑的兼并战争。

由于晋东南独特的地貌形成的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造就了这一区域不同的历史发展面貌。

西周时期有黎国分封于此，春秋早期黎国为游荡于此处的赤狄所灭，直至公元前594年即晋景公六年，晋国于东南展开对赤狄的进攻。至此晋东南逐步纳入晋国的统治范围之内。

晋东南地区发现的春秋时期聚落据不完全统计，第一等级聚落1处，为长子古城；第二等级聚落1处，为西李门遗址；第三等级聚落共4处，为潞河古城、屯留古城村遗址、西李高遗址、大南社遗址；未见第四等级聚落；等级不明聚落共2处，为和村遗址与河西遗址。

长子古城，位于长治盆地南部地区，周围暂未发现有聚落分布，仅发现一处春秋时期墓葬遗存，从墓地所在的位置可以大致推测该墓地应为长子古城的墓葬区所在。

该墓地内发现的春秋墓中出土遗物以铜礼器、铜车马器为主，其中七号墓中出有列鼎一组五件，人殉3人，与列鼎制度中的士大夫一级相对应。可以确定的是该墓地的始用年代在春秋晚期。

因此，可以推断长子古城的始建年代不晚于春秋晚期，这也与文献中“晋人执卫行人石买于长子”的历史记载相对应，长子古城所在可能为晋国所设长子邑，由晋国卿大夫管理。

屯留古城，位于长治盆地中部，周围仅发现一处春秋时期的聚落，为第三等级聚落西李高遗址，聚落之间相距较近，联系较为紧密。

据《屯留县志》记载，“周留吁国及徐吾氏地后皆并于晋”，“屯留县故城南故留吁国潞氏之属”。

春秋时期晋国在此设有屯留邑。因此可以推断屯留古城与西李高遗址在春秋时期属屯留邑管辖，而屯留古城可能为屯留邑治所所在，而西李高遗址规模较小且无城垣设施，应为附属于屯留古城的小型聚落，或村落。

潞河古城，位于黎城山间盆地中部，城址周围暂未展位发现有同时期的聚落遗存，仅在遗址的北部发现有两周之际至春秋早期的墓葬群，据考证，该墓地为周代封国黎侯国墓地之所在。

潞河古城的年代晚于该墓群，始建年代在春秋中晚期。据考证，春秋中期，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时“晋荀林父败赤狄”，“辛亥，灭潞”，责其“夺黎氏地”同年七月，晋复黎国，晋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还。

又有《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五潞城县：“潞城县，本汉潞县，属上党郡，即春秋时赤狄潞子婴儿国也，晋灭之。”

可以看出，潞城地区原属西周黎国封地。春秋中期以前，赤狄潞氏夺黎氏地，黎国东迁于黎城，春秋中期，潞、黎两地皆归于晋，晋国于黎城设有黎侯国，潞城应属晋国潞邑所在。

从遗址与墓地的分布情况，可以大致推测可能存在聚落位于地势较为平缓的小型山间盆地内，四面环山，沿浊漳河支流分布。

春秋中期为晋东南高等级聚落的兴建时期。这一时期晋国国力强盛，对外势力扩张，晋东南地区分布的赤狄节节退败，晋国逐步占领了晋东南地区，为了加强对此地的控制，多建有高等级聚落，大多数在原有赤狄所在之地设有采邑。

见诸于记载者，春秋时期晋国于晋东南所设采邑有长子（今长子县）、铜鞮（今襄垣县）、屯留（今屯留区）、端氏邑（今沁水县）、泫氏（今高平市）、黎侯国（今黎城）。

从现有考古材料看，目前发现的城址的始建年代皆在春秋晚期，其余未见有春秋时期的城墙遗存，因此春秋时期晋国在晋东南地区的筑城运动发展较晚，春秋中期所设城邑很有可能为“无城之邑”。

总体而言，春秋时期是晋东南城聚落发展的初期，这一时期，晋国于此所设采邑与县（铜鞮县）中带有城垣设施的聚落较少，但等级较高，中小型聚落较少。

从分布情况来看，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聚落多位于地势低平的盆地和河谷地带，山地地区较为少见，皆沿河流分布，反映出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社会环境下，自然环境极大的制约了人类的活动。

春秋晚期，晋国公室大权旁落，国君实权由六卿把持，卿大夫之间相互倾轧，斗争激烈。

春秋末期，韩赵魏三家共灭智氏后，晋国公室名存实亡。战国初期，三家分晋之后，韩赵魏三家于晋东南地区分区统治，同时各国之间征伐战争不断，所辖地域经战争与政治活动（置换领土）不断发生变化。

晋东南地区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与独特的地形地貌成为各国争夺的焦点。

晋东南北部地区城邑的兴建、聚落的形成，表明了这一区域在战国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特别是盆地地区聚落数量显著增加，战略地位有所提高。

聚落分布整体呈现出盆地河谷多，山地少的分布模式。首先，就城邑与一般聚落而言，集中分布于浊漳河及其支流沿岸的冲击平原及河谷地带，并在盆地内形成了多处聚落群，地势较高的山地地区聚落分布较少、规模较小且较为分散。

其次，就城邑而言，多分布于疆域的交界地带，沿交通要道呈条带状分布。

最后，就一般聚落而言，规模较小的聚落围绕城邑或规模较大的聚落分布，形成区域性的聚落密集群，内部联系较为紧密。

晋东南南部地区城邑的兴建、聚落的形成，表明了这一区域在战国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战略地位显著提高。

但受地形的限制，无法大规模的开展农业活动，相较与同时期的晋东南北部地区聚落发展较为缓慢，聚落分布整体呈现出盆地河谷多，山地少的分布特点。

首先，就城邑与一般聚落而言，大多分布于地势低平的河流沿岸地区，地势较高的山间河谷地区聚落分布较少，且区域内聚落之间较为分散。

其次，就城邑而言，多位于交通要塞，新增城邑的军事防御功能较强。最后，就一般聚落而言，受地形影响，这一区域内聚落的集聚效应较差，多沿水系与交通要道分布，聚落之间的内部联系较弱。

战国时期的聚落的分布变迁主要受自然环境、交通道路与军事活动等因素的影响。同时战国时期韩赵魏三国所置县邑多为秦汉时期所沿用，为秦汉时期郡县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秦汉时期，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的局面，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以地缘关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度国家正式形成，为此时期聚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较为良好的环境，晋东南地区的聚落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三、聚落变迁的影响因素

晋东南地区东周至秦汉的聚落的时空变迁受地形、水源、土壤等自然因素与政治、军事活动和交通通道等人文因素的影响。

从山地地区来看，自然环境是限制聚落分布的决定性因素，晋东南西北以及东部山地地区，地形崎岖海拔较高，不适宜人类生产活动的开展。

从平川与河谷地区来看，政治因素与军事活动主要影响不同时期聚落数量与规模的变化，水源、地形、交通则影响着聚落空间分布的变化。

自春秋时期至战国秦汉时期，晋东南地区范围未曾发生改变，但在不同时期聚落所在的区域的环境复杂多样，此外受人类各项生产活动的影响，植被水文略有所改变，但在整体上，这一时段，晋东南地区的地形地貌差异不大，较为稳定。

从宏观角度来看，晋东南地区位于中国的第二级阶梯黄土高原之内，四面环山，地势四周高中间低，地形复杂多样。全境由山地与盆地组成，平均海拔在高山海拔约1500-2000米以上。

主要山脉有太行山、太岳山、王屋山。自北向南分布有上党盆地与晋城盆地，在地质学上称为山西地堑系盆地，受两侧山地的断层围限而形成。

受境内地形影响，外加地势落差较大，山地中孕育有众多小型河流，于山间盆地地带汇聚，最终分别汇入海河与黄河之中。河流流经山地时受流水侵蚀作用的影响，形成河谷地带。

当山地河流至山麓出口进入开阔平坦地区时，河流流速减慢，河水中携带的大量有机物在此沉积，形成了山前冲积扇，土壤肥沃，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战国时期，上党盆地与晋城盆地内的聚落继续发展，较为密集。而山地地区的聚落数量亦有所增加，但仍旧多位于地势较低，地形平坦，临近水源的河谷或山谷地带，且分布的聚落规模小于盆地地区，多为第三等级聚落。

宏观的自然环境是影响晋东南地区聚落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使聚落分布呈现盆地为主、山地次之的分布态势。

晋东南北部即今长治地区，东有太行山脉，西为太岳山脉，四周环山，中部为盆状地形，即上党盆地。

整体地势呈西北高东南低，上党盆地内除长治盆地外还分布有多处山间盆地，如沁源盆地、沁县盆地、武乡盆地、黎城盆地与壶关盆地等，共同组成了上党盆地。

盆地多为河流冲洪积形成，土壤肥沃，有利于农业的发展，适于人类的生存。

2010年至2012年在对上党盆地内的浊漳河流域进行考古调查中发现，流域内分布有大量的西周之前的文化遗址，这表明上党盆地在周代之前已经有聚落分布，优越的地理位置则是吸引人类来此定居的重要因素。

其中长治盆地为面积最大的盆地平原区，包括屯留区、长子县东部、潞州区、襄垣县、潞城区大部及上党区北部。

地形平坦，地势南高北低。盆地东西边缘区较高，浊漳河由南向北流经盆地中部。

晋东南北部的盆地与山地地区聚落数量都有所增长，填补了春秋时期的聚落空白区。

尤为明显的是沁县盆地、武乡盆地均发现有战国时期新建的带有城垣设施的聚落遗址。

位于山地地区的壶关县位于连接中原地区和晋东南上党高地的重要通道——太行陉上，交通便利。沁源盆地与武乡盆地东部则发展较为落后。

南部各时期聚落数量远远少于北部地区且分布较为松散，此外聚落等级也低于北部地区，这表明东周至秦汉时期晋东南地区的政治重心一直位于北部的长治盆地。

南部的多山地的环境特点，使得耕地稀少，且分布零碎，农耕文明就发育得不够成熟，极大的制约了这一地区聚落的发展，无法形成晋东南的政治、经济中心。

再次证明了平坦开阔的地形是开展农业生产的基础，有利于聚落的发展，同时靠近水源也是聚落选址的重要条件之一。

聚落形成源于人类的聚居活动，因此人作为聚落形成的主体部分，对于聚落的选址与变迁起着决定性作用。

政治上，各时期政治需求的变化影响着政治制度的变化，进而发生了行政体系的变化，影响着聚落的规模与等级。

军事上，特别是战国时期各国之间征伐不断，领土的归属时有变动，为了加强对领地的控制，具有军事性质的城邑与军事堡垒大量出现。最后，交通道路作为沟通各地的主要通道，影响着聚落的分布。

东周时期的晋东南地区作为韩、赵、魏三国军事割据地带，对于县邑的军事防御功能有了更高的要求，特殊的社会背景，使得各国更加重视城垣设施的建设。

同时，因军事需要，在这一时期大量带有军事防御色彩的小型城邑和军事堡垒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城邑的发展。

秦汉时期，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的局面，国家统一，社会稳定，郡县制也不断发展与完善。

但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仍旧存在由战争的威胁，对外有少数民族虎视眈眈，对内有王朝内部的动乱以及改朝换代时的战争威胁。

因此，城邑的军事防御功能这一时期依旧较为重视。在西汉建立之初，汉高祖刘邦就“令天下县邑城”，虽以修补旧城为主，但仍能反映出对军事防御功能的重视。

东汉时期，国都由长安迁至洛阳，而晋东南地区作为护卫中原地区的重要屏障，成为了京师夹辅之地。

从考古发现来看，这一时期的城邑数量较为稳定，主要沿用东周时期的城邑，并在沿用的基础上选择性的进行了废弃。

整体而言，这一时期，城邑的军事防御需求较战国时期明显下降。

总结

东周至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大发展大变革的关键时期，由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互相征伐、社会动荡，到秦汉时期的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新的行政体系逐渐形成。

同时也是城市与一般聚落发展的关键时期。

晋东南地区发现的秦汉时期地聚落数量较东周时期有着明显的增长，一方面社会地进步与发展促进了人口的增加，虽然所置县邑的数量在战国的基础上有所增加，但城址数量在这一时期并未增长。

同时城邑的性质与归属发生了变化，在性质方面有了郡治与县治之所的行政等级划分，如长子古城成为秦至东汉晚期之前上党郡治所在。

在归属方面，晋东南西南的濩泽古城与端氏县被划入了河东郡的辖区之内，其余各县为上党郡管辖。

一般聚落的数量显著增多，大多分布于城址和规模较大的聚落周围，山地地区亦有所增长，反映出在郡县制与户籍制度的影响下，基层聚落组织的增加，居民的居住场所向城外或偏远的山地地区分散。

晋东南地区作为东周至秦汉时期的战略要地，其优越的地缘条件，有着重要的军事及交通价值。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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