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这个人，你要说他是反派，那确实是冤枉了他。因为历史上真实的王安石变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百姓的利益，而司马光年少时游历民间，对民情有些一定的了解，他明白这次变法对百姓的打击，所以才极力反对。

另一方面，王安石和司马光本身政治立场不同，对于不同党派提出的建议，他自然要反对，只有这样，他才能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

宋仁宗时期，宋朝执行宽仁的政策，为当时的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然而这些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许多危机。

北宋建立后，国家大力发展中央集权，奉行守内虚外的政策，收回军权，让文人治国，为了削弱官员手中的权利，往往还会在一个官职上设立许多官员。

到宋仁宗的时候，朝廷征官的诏令越来越多，大兴科举，导致宋朝后期官员很多，真正有才能的人却很少，每年朝廷发放大量的俸禄却得不到回报，官员们都贪恋权位，拉拢帮派，使宋朝政府不堪重负。

恰巧当时又赶上北方少数民族入侵，宋朝这些年虽然实行了“养兵”政策，但是为了巩固中央集权，不让将军带领士兵操练，这导致北宋的兵力虽然够多，却不精，没有强大的战斗力。

军队和官员日益增长，成为一个庞大的数量，政府每年的开支不断增加，却没有实际收益，慢慢变得入不敷出。各种矛盾和隐患几乎要压垮宋朝政府，改革的呼声也变得越来越强烈。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熙宁二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开始主张变法，王安石本着把宋朝从如今岌岌可危的状态下拯救出来的理念，围绕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的各个方面实行巨大的变革。

而王安石的变法政策一出来，却引起了另一党派的大力反对，其中尤其以司马光为甚。

司马光是一个传统守旧派，他反对王安石变法，除了为了维护自己的个人利益外，主要还是因为他知道这次的变法为百姓带来了许多祸害。

王安石的变法，主要是为了解决此刻国家面临的财政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他将地主、农民等社会的底层人员的利益剥削出来，再重新分配给上层。

根据免役法规定，商贩不交免役钱就不能经营，可是官府收的免役钱比自己的经营成本还高。还有报甲法、青苗法都是以变法为名义，大肆收敛底层人民钱财，为他们生活造成极大的负担。

青苗法一出台，司马光立即向宋神宗提出了取消变法的请求，同时，他又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信，信中责备王安石变法太过激进，搜刮底层人民的财富，搞得民不聊生，还不愿接受别人的意见。

而王安石也给他回复了一封信，说自己变法是受了圣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更好，大力驳斥司马光的观点，司马光收到信后，虽然生气却也无可奈何，最后只能辞官去了洛阳。

司马光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吗？当然不是！司马光从小受儒学礼教影响，思想守旧，对他来说要接受新的思维是很难的。

北宋中期，由于国家政策的错误，导致朝廷当时积贫积弱，然而官僚们的生活却十分幸福，他们享受着国家优厚的俸禄。官员众多，大多数人拿钱还不用办事，而王安石的变法首先冲击的就是这些人的利益，这些官僚们当然不会同意。

另一方面，司马光其实是个有文韬武略的人，他对国家如今的弊端也十分清楚。司马光更了解民情，面对王安石提出的变法，他深刻意识到了这次变法对底层人民造成的伤害。

王安石想要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必须要增强对外战争的实力，才能继续巩固宋朝的政权。而这次变法从开始实施，到最后被保守派废除，共实行了十五年的时间。

其中的“青苗法”，“免役宽剩钱”等律法的实行，让国家财政税收有了明显的提升。然而新法损害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将这些人的商业利润收回了国家，社会经济在不断发展，人民徭役赋税却越发严重。

这一系列变法的弊端，证明了当初司马光的理念，其实是有意义的。而司马光回到洛阳后，也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在家潜心编撰，写起了书来。

在此期间，他仔细研究历史古籍，从战国到五代，一共花了十五年的时间，完成了一部长篇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为我国的史学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史书的完成，耗费了司马光的大部分精力。资治通鉴完成以后，他身体已经十分衰弱，牙齿脱落，老眼昏花。但是他对变法的主张却从未改变，等到高太后执政时，又将司马光召回朝廷。

司马光的身体虽然弱，但是他对反对变法的态度却毫不放松，回到朝廷第一件事就是主张废除新法。不顾其他官员的反对，第二年就把王安石建立的新法全部废除了。

完成这件事后，司马光才像是了却了自己一生的夙愿，在王安石去世的同一年的九月去世，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司马光这一生，总共就完成了两件大事，一个是对«资治通鉴»的编写，另一件就是对王安石变法的反对。

他虽然有自己的私心和不足，却也有心系百姓的态度，同时，他的作品也为中国史学做出了巨大贡献。想想他在风烛残年回归朝廷，仍然一意孤行废除新法的态度，这样一个执拗的老人，真是倔强又让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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