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人著述当中，有着很多记录乡土风俗的作品。文人记录一方风土民情在中国古代有着长久的历史，但其对中国苦寒之地东北的记述直到清代才逐渐多了起来，这与清朝的统治政策息息相关。

从清中朝前期开始，清统治者实施严厉的文化控制政策，诸多文人因种种罪责而遭到流放和遣戍。

《柳边纪略》一书即为流人杨越之子杨宾根据自己前往东北省亲时的经历而著。以杨宾的个人生平经历为切入点，重新审视其风俗观念形成的时代背景及《柳边纪略》的著书缘由，可以更好地理解其风俗书写与风俗观之间相互联系的内在机理。

杨宾与《柳边纪略》

一个人生平

1.生平波折

杨宾，清代东北流人杨越之长子，字可师，其号耕夫，别号大瓢山人。顺治庚寅七年（1650），其出生于浙江山阴县（今绍兴），自年幼时他就表现出过人的好学天赋，聪颖通慧，勤奋刻苦，饱读经史。

清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与明室遗民暗中相互接应，举兵造反，准备恢复明朝。其率领水师经崇明而进军长江，后与南明兵部侍郎张煌言会师，六月八日已兵至丹徒，十三日抵至焦山，直捣瓜州，一时间东南各地颇为震动。

当时担任金坛县令的官员任体坤诬陷当地反抗横征暴敛的部分士绅及民众勾结郑成功，向明室遗军纳降造反。郑成功在镇江、瓜州兵败于清廷守军后，乘船逃于台湾岛。

随后清廷以“通海”论处，下令追查勾结明军之人，株连甚广。而杨宾的父亲杨越也在“通海案”中受到牵连，康熙元年（1662），杨越被罢黜官职，流亡。

2.东北省亲之旅

康熙二十八年（1689），杨宾为父母奔走之事发生了转机，此年春，康熙帝南巡至苏州，杨宾及其弟“叩赴行在”，向康熙帝请求希望能代替父亲戍边，但并未被允许。直到同年冬天，已到不惑之年的杨宾才获得机会前往宁古塔省亲，看望年迈的父母。

安顿好其弟及妹的婚事之后，杨宾从京师出发，沿柳条边行进，一路备尝艰辛，出关路途中差点因摔下马而丢掉性命。

沿途每次遇到关隘要地，必定详察记录，途中也不断搜访东北的遗闻逸事。对东北地区山川要道、城郭驿站、道里村屯、部落风貌、方言土语及物产风俗的考察记录，为其以后撰写《柳边纪略》奠定了基础。

纵观杨宾的一生，其自小聪颖慧通，饱读诗书，因其父遭遇流放之变故，他从年幼时就担负起了照顾亲人的重担。

他虽精通诗书，但谨遵父命，一生不曾入仕。中年时安顿好亲人后，他又开始为戍守苦寒之地的父母不断奔波，多少年的辛苦付出后，他才获得前往宁古塔省亲的机会。父亲逝世后，他又各方奔走呼号，最终将年迈的母亲及逝世父亲的灵柩带回故乡。在这波折磨难的人生中，他并没有浪费他的才华，除了对研究东北地区有重要价值的《柳边纪略》外，他还留下了诸多著述。

二《柳边纪略》的成书缘由

为何去撰述这样一部书，杨宾在《柳边纪略》“自序”当中作以说明，也即其所述的“五宜书”：其一，为了纠正以往文献对东北地域记载和辑录的舛谬；其二，为纪念亡父对宁古塔地区作出的贡献。

其三，通过自身在东北的经历和见闻来补充较为匮乏的东北史料；其四，记录其在东北走访拜见的老兵宿将讲述的可采信之言；其五，东北地区丰厚的物产和淳朴的乡土风俗值得书写。

1.文人书写一方风土民俗的传统

无论是统治阶层官方的修撰记述，还是文人士夫们自觉的辑录撰写，对一方风土民俗的记录从未停歇。在文字产生之前，人类通过口耳相传来传袭历史和文化，民俗文化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实际的传承，并无确切的信息记载。文字产生以后，对风土习俗的记录便自然而生。

汉魏时期，经史之学极为活跃，涌现大批史家、文学家、注家及研究家，天文、地理、医药、农政、民俗等诸多学问都有丰厚成绩，对我国风土民俗的记述范围更广，论辩更深，风土民俗的记述资料广泛见于各种史、志、杂著。

虽然大量的风土民俗资料被文人史官们记录于浩瀚如烟的古籍文献之中，但分散的记述以及文献的散佚，都让人们难以集中全面了解和探识某一事象，为了应对这一需求，到了唐宋时期，辑录文献资料进行类编便成了文人士官们重要的工作，因而大量的类书出现，诸如《艺文类聚》对民俗资料的积存。

2.清代遣戍制度下东北文人士绅的生活图式

清代的流放地区主要有东北、西南及新疆三个区域，其中以东北地区遣戍流人最为多。清军入关后，东北大量的人口迁徙至中原，再加上自然环境的恶劣，东北大多地区成为不毛之地。清朝将大量人口遣戍流放至东北，一为开发建设其兴起之地，二为惩治流放的罪犯，三为巩固疆域，抵御沙俄的入侵。

清初，东北地区大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地，主要以渔猎、游牧为生，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农业发展缓慢，大量流人的到来逐渐改变了这种状况，相较于渔猎、游牧为生的少数民族，流放的汉人极大地开发了东北的土地。

除此之外，流放的文人士夫们还结成诗社，形成集体力量，在苦寒的生活环境之中，既排解苦难之情，也通过创作诗文来肯定自身价值，杨宾的父亲杨越就是生活在这样的图式之中。

杨宾在出关省亲的时间里，陪伴父亲访问老者，游览山川名胜，亲身感受了其父的日常生活，也终将其撰录成书。

杨宾笔下的东北地方社会生活及其书写方式

从柳条边的山川地域到沿途的城池驿站，从东北渔猎族群到游牧部落，从地方物产到物质生活，大到物产市贸，小到柴米油盐，杨宾在《柳边纪略》当中生动地描绘了东北地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他笔下东北异域的场景进行细致分析，则可看出其详细书写背后对一方风土民貌独特的呈现方式。

一《柳边纪略》对东北地方社会生活的书写

1山川到城池：东北地域的辑录

中国古人对山川地域的描写与辑录，是建立在中国古代空间观念基础上的。空间观念是人类认知行为重要的产物，是人类认知活动的智慧结晶。

人类文明孕育于空间之中，人类繁衍传袭于空间之中，不同地域的原始初民对不同空间的感知与思索，形塑了其所属地区的文化特性。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先民对空间的认知，也是从不分东西上下、不辨南北左右发展到天下四方。

自然孕育了人类，不同的地域环境也塑造了不同人群的文化特性，反之，人类也在发展自身的过程中改变了自然，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人群，往往缔造出属于那个时代的特殊风物。

《柳边纪略》对山川城池的记述主要集中于卷一，杨宾对其的撰述始于清初特有的柳条边。柳条边是清朝为了保护其“龙兴之地”而设置的界障，其用土垒砌成宽、高各三尺的墙堤，每隔五尺种三棵柳树，柳树之间用绳索和柳条横搭相连接，筑成篱笆墙，墙外侧有丈余宽的壕沟。

2渔猎到游牧：民族部落的记述

《柳边纪略》当中对东北部落的记叙，主要集中在卷三的前半部分，杨宾对其的描述主要从部落当中人的面貌、衣着打扮、生活俗产展开。

杨宾以宁古塔为伊始，自西向东前后记述了十多个东北渔猎游牧部落，这些部落大体相同的特征皆为沿河分部。

明清时期，东北部落丰繁诸多，但为人所熟知者较为稀少，上述部落能被杨宾记述下来，一方面因其分部的区域皆与中原有着联系与来往，这些部落当中，挐耶勒、革依克勒、祜什喀里受关内影响深远，在与关内交往过程中，“渐移家内地，编甲入户”，而窝稽鞑子从鱼皮衣到清朝衣冠服饰的变迁，则可看出其与关内之交往相对密切。

二《柳边纪略》的书写方式

《柳边纪略》八万余字，分门别类，详尽囊括东北地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相比明清时期其他文人著述的风土游记，杨宾书写的方式深受方志编纂的影响，采取地方志书式的实录著述，在完整性上对地域风情作出辑录与书写。

此外，引经据典，在丰富记述的同时对书写对象进行补佚和辨析，力图客观呈现其在东北的所见所闻、所经所历。

1.地方志书式的实录著述

中国地方志书的编修源远流长，宋元时期逐渐定型，方志学也随之发展起来，到了明清，方志编纂更为繁盛，范围更加广泛，类型更为多样，所记述的内容极其丰富，诞生了诸多传统典范方志，文人学者修志风气盛行。

这一时期除了大量的官修志书外，还有许多士绅个体撰述的风土文献，这一阶层群体通常游移于官职与普通民众之间，有着学识修养，但未曾成为统治集团职官的一类特殊群体。

2风土资料的全面记述

通过书写的方式来对某个地区加以全面呈现，书写者通常在整体上对书写对象作出把握，在此可以参考民族志的书写而加以理解。

一定程度上，风土文献与民族志的书写机制十分相似，在如何从总体上呈现一个地区的社会文化整体这个问题上，二者采用同样的策略，即对书写对象的各个方面分门别类，进行细致描述，这些分类的集合就代表着整体。

通过分类，读者能更深入地了解书写对象的具体情况。判断对书写对象的描述是否全面，最基本的就是看其分类的依据和分类的名目及内容的描述是否系统详细。杨宾对东北地区书写的分类受地方志编纂的影响，整体上可分三大类，每类可细分诸多小类。

杨宾对其的阐释，并非简单的外在描述，更多的是从物产在当地人日常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层面入手，通过描述物产，间接反映当地民众的社会生活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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