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逸凡：从心动区女神到地铁广告面孔邵逸凡，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不太熟悉。不过在2017年，《非诚勿扰》节目改版的时候，这个名字才稍微有点热度。当时她在舞台上出现过，那一年节目很火，收视率特别高。

邵逸凡长得不算太高，只有一米七，圆圆的小脸蛋，头发不长不短刚好到肩膀，笑起来还会露出牙齿。虽然看起来平平无奇，没什么攻击性，但她说话特别犀利，分析问题一针见血，所以大家都觉得她是个很有智慧的女人。

在2017年，节目组统计了一下，邵逸凡被男嘉宾选入心动区的次数最多，被称为“心动区女神”。那时候的她可厉害了，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生，还在国企工作过，后来去了伊拉克出差，每天坐防弹车跑来跑去。而且她还曾在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普华永道做咨询顾问呢！据说她负责的那个部门做的PPT颜色都跟别的部门不一样，特别有特色。

那时候的她简直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是个与众不同的精英人物。

但是从那以后，如果你再想找她的消息，就会发现她的名字更多地出现在电视剧、电影的演职人员名单里。或者有时候你在地铁里走神的时候抬头一看，会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就是她抱着别人家的孩子，在地铁广告灯箱上笑嘻嘻地出现。

主动选择“向下走”的女演员2018年，邵逸凡差不多把以前的一切都放下了，直接辞职，成了一名演员。不过她演的那种演员，不是那种能在综艺节目里露脸、有自己的麦克风的明星，也不是总能在主角旁边说两句台词的演员，而是那种得等到电影快结束了，演职人员名单都快滚完屏了，你才在银幕上看到名字的小角色。圈外人不太懂具体分工的时候，就会管这种人叫“跑龙套”或者“群演”。有时候她更像是个“道具”，比如在《繁花》里，她就只是配角“小江西”的背景板，靠几个眼神撑起了自己的表演。

到了2024年，《小巷人家》火了，她在里面演的周老师跟蒋欣对戏，因为剧情挺有意思，在网上还掀起过一阵讨论。本来还以为这是个像《月亮与六便士》那样的故事——精英放弃世俗生活去追求艺术呢，结果邵逸凡后来又放弃了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演艺事业，跟着伴侣去了温哥华，重新开始。

邵逸凡其实好几次都拿到了通往成功的门票，这可是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才能拿到的机会啊，但她每次都爬到半山腰就下来了，还主动选择了“往下走”的路，这一走就是七年。在大多数人看来那条通向成功和幸福的路上，她曾经拼了命地往前冲，可最后又转身离开了。她的经历，就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缩影。

一个中国女演员在加拿大的遛狗故事2月的一个晚上，温哥华的时间是22点40分左右，外面的气温差不多是零度。邵逸凡接到了一个帮忙遛狗的活儿。她住的地方附近有个年轻的小姑娘，住得很阔气的那种，但就是没空遛狗，所以老是找邵逸凡帮忙，而邵逸凡也总是随叫随到。

这是2025年的邵逸凡，在温哥华，我们在遛狗的路上聊了会儿天。2024年6月的时候，她刚刚有点起色的演员事业被放下了，跟着自己的伴侣从上海来到了加拿大。夏天的时候，她靠兼职遛狗一个月赚了2000加币。

“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就在想，那个小姑娘会不会知道，帮我遛狗的这个人其实是演员，在中国的微博上可是有几十万粉丝呢。”邵逸凡笑着说，“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有点愧疚，觉得自己好像太安逸了。”既不想那么拼，又觉得不努力会有负罪感，这种情绪对那些曾经很拼命的人来说太常见了。现在的邵逸凡和以前的自己简直过的是两种生活。

邵逸凡的童年努力与成长路”1989年，邵逸凡出生在辽宁沈阳的一个普通小康家庭，爸爸是国企职工，妈妈是大学老师。从小，她就有很好的条件和动力去变得优秀。

五岁的时候，邵逸凡就在少年宫的学前班学跳舞，周末还去学电子琴。“邻居的小朋友每次来找我玩，都得等我把琴练完。一首曲子一天要练十几遍、二十遍，他就坐在旁边帮我数弹到了第几遍。”上了小学后，她迷上了唱歌，妈妈就给她报了声乐课。那时候，每个星期天，妈妈骑着自行车，上午送她去学声乐，下午去学琴，学完琴再去省文联学乐理。虽然很忙，但她并不觉得累，反而挺享受这种充实的生活。

小学二年级下学期，情况有了变化。有一天，她和妈妈去书店时碰到了一个同班同学，发现人家已经在学初一的英语了，而邵逸凡连“苹果”这个词都不太明白。“我妈当时特别震惊，觉得我被落下太多了。”于是很快，妈妈在家弄了一台电脑，又找了个多媒体软件，让她跟着电脑自学英语，每天花一两个小时学英语。以前家里放的是音乐，但从那以后，耳边全是英语。“只要我早上一睁开眼，满脑子都是背过的课文，连做梦都是那些单词。”这就是邵逸凡小时候的故事，她的成长之路充满了努力和坚持。

16岁参加高考的女孩放假对邵逸凡来说，可真不算休息，反而比上学还累。平时上学有课程表管着，到了假期，她的时间安排得更满。早上7点半就得起床，8点半到11点半学英语，下午弹琴，晚上还得接着学英语，一天下来光英语就得学四五个小时。

16岁那年，她就参加了高考，连着跳了两级。五年级快结束的时候，她爸因为工作调动要去河北，全家打算搬过去。河北那边的小学是五年制，初中四年制；沈阳是小学六年制，初中三年制。所以邵逸凡到了河北还得再念一个五年级才能考初中。她在沈阳的时候跳了一级，直接从五年级跳到初一，功课都是她妈辅导的。到了初一下学期，她爸的工作手续还没办完，她妈一合计，干脆让她再跳一级，直接去初三。

从优等生到拒绝复读高二那会儿，老邵终于把工作手续给办妥了，全家的户口也迁到了河北，那边的高考分数线可比我们老家高不少。邵逸凡啊，那可是全校文科第二呢！可高考那天她状态不太好，志愿也没填好，最后虽然比本地的同学高出将近100分，但也只去了天津师范大学的英语专业。这学校和专业都是她妈给挑的，说是因为英语专业还能兼修钢琴双学位。

现在说到自己是优等生，邵逸凡打死也不会承认。她早就不再纠结那些所谓的“赛道”了，不过她小时候确实挺争气的。小学五年级就拿到了业余电子琴的最高等级，还连跳两级考上了省重点。到了大学，英语和钢琴双学位都拿下了，大三的时候又凭借专业课第一名的成绩，成了全系唯一一个去德国斯图加特交流的学生。在德国留学期间，她还学了德语，现在已经能用德语聊天了，甚至还能用德语完整地做一个演讲。这简直就是个标准的优等生故事，唯一的遗憾就是高考没考进什么特别牛的学校。不过不复读也是她自己决定的，考完试第二天就把书全都卖掉了。

一个普通女孩的奋斗与迷茫2010年的时候，邵逸凡大学毕业了，然后她就去了一家叫新东方的英语学校，当了个英语老师。这份工作特别对她的专业，就跟她妈妈以前干的一样。她在那工作得挺顺的，学生们也都很喜欢她。不过呢，她慢慢发现，教育跟自己之前想的不太一样。

她原本觉得教育特别厉害，能改变一个人，让一个人跳出原来的圈子，过上更好的生活。可后来她发现，其实大部分高中生都已经差不多定型了。他们平时有什么样的学习习惯，见过什么样的世面，能接触到什么样的资源，这些小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我有点迷糊了，你说老师到底能干啥？这教育到底是个啥玩意儿啊？”在大学的时候，邵逸凡看过一本小说，名字叫《杜拉拉升职记》。书里的杜拉拉啊，穿着高跟鞋，披着西装，就在那些摩天大楼里进进出出，好像在天上飞来飞去似的。每天跟她开会的人都是一些精英，过得那叫一个光鲜亮丽，简直就像样板间里的生活一样。那时候啊，不管你是从哪里开始的，只要你够努力，好像每个人都能被承诺会成功、会幸福。邵逸凡当时就觉得特别好奇，她也想变成那样的人，去过那样的生活。

特立独行”邵逸凡虽然她后来每次接受采访都说自己是个普通人，但这可不完全对，她其实特别厉害，做事雷厉风行。2012年的时候，邵逸凡一边在新东方当老师，一边又去西门子公司上班了。刚开始她在咨询部门帮忙，就像个助理一样，也没想太多。

结果刚干没几天，就有同事跑来跟她说，那些她帮着做的咨询师们觉得她大材小用了。“她太特别了，一看就不一般，应该去做咨询师才对。”回头想想，邵逸凡也不知道自己哪里特别，她觉得可能是因为那时候在德国学了些德语，当时她就想，说不定以后会有用呢。

“我们老板是德国人，你在走廊里随便碰见，或者中午吃饭时聊两句德语，人家马上就记住你了。公司里也有中国同事会说德语，但能像我这样既会聊天又能讲笑话的不多。他们觉得这很稀奇，而且我还待在一个特别小的小组里。所以平时有什么活动，他们总会叫我参加，慢慢就熟了。我就问他们，如果我想当咨询师，该怎么做？他们说，这个职位对学历有要求呢。”邵逸凡笑着说。

海归十年：留学是最稳妥的后路那干脆就去读书“镀个金”吧。邵逸凡在新东方当老师的时候，每个月都要考一次托福和GRE，所以她的考试成绩都攒了不少。申请学校基本上没花多少钱，她也没怎么费劲儿，就把事情搞定了。不过她只申请了三四所大学，都是哈佛、斯坦福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这种级别的。毕竟她本科是在天津师范大学上的，这学校既不是“985”也不是“211”，所以她妈一直希望她能接着读个研究生。后来听说她申请了这几所学校，她妈就觉得邵逸凡没太认真对待这件事：“你要是真想好好弄，就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当时邵逸凡特别自信，直接回了她妈一句：“宾大就是我的后路。”大概一个月后，邵逸凡还在西门子公司上班的时候，突然收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学院文化社会学系的录取通知书，而且宾大还给了她奖学金。于是，2012年下半年，她的生活轨迹从北京转到了费城，感觉就像开始了一段美好的故事。

到现在已经过去13年了，邵逸凡还是会经常梦见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课堂。“有时候梦到选课时间快截止了，但我连课都没选完，特别慌。”从优等生到“学渣”的逆袭2012年8月底，邵逸凡还在纠结到底是继续上班还是去学习呢。结果她几乎是踩着点就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人家一般都会提前一两周过去找房子、倒时差、买教材啥的，但她呢，早上七点半才到费城，下午就要参加报到仪式。除了订了个学生宿舍，别的啥都没准备好。更惨的是，那天她的时差还没倒过来，同学们已经在聊小布什提的那个“NoChildLeftBehind”（不让一个孩子掉队）计划了，这可是十年前的事儿，她连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

完全就是被推着往前走啊，方方面面都被推着走。在宾大，邵逸凡的专业一共就14个人，其中4个是国际学生。有加拿大来的，有个从高中就来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还有一个是韩国派来的大学教授，剩下10个全是哈佛、耶鲁这些名校毕业的美国人。

她学的是社会学，几乎每天都要写文章。以前她觉得GRE写作能拿3.5/4分就很正常了，可现在她才发现班上的同学几乎都能考到5.5/6分。她一下子就从优等生的位置掉下来了，“这不是说比他们差多少的问题，而是根本就跟不上。”邵逸凡说。她总是写不完作业，每门课每周都有厚厚的一本书要读，几门课加起来就是一堆书，那些专业书又特别难懂，根本看不完。

鸡同鸭讲”的哭诉其实第一个学期的课就够让人头疼的了，到了第二个学期，她又选了一门MBA的会计课。这门课上其他人都是商科出身，就她一点会计基础都没有。她的专业课里本来就有一些统计内容，还得学编程。她这个人不太细心，写的程序老是有bug，可她总找不出问题出在哪。“哪门课都没让我省心过，每门课都特别难，走一步都觉得快撑不住了。”在宾大第一年的时候，她每天都在图书馆待到凌晨三点。图书馆关门后，她还会回到宿舍楼的自习室接着写作业。但她觉得这种学习方式跟以前不一样，邵逸凡后来回忆说：“感觉就是在拖时间，也不见得真的学到东西，但作业不做完不行啊。我也分不清到底算不算在学习，反正效率低得很，可我又没法睡。”那时候她吃不下饭，一米七的个子，瘦到只剩九十斤，整天处在崩溃边缘。给妈妈打电话会哭，给朋友打电话也会哭，甚至在老师面前说着说着就哭了。

有一次她实在忍不住了，在自己的社会学老师面前直接哭了。那位老师完全搞不懂她在纠结啥。她还记得他说：“觉得难就去克服啊，要是觉得自己克服不了，那就别做了，换别的呗，你也不是非得做这个。”两人完全是“鸡同鸭讲”，邵逸凡从这话里一点安慰都得不到。对她来说，当时根本就没想过放弃这回事。

心灵砒霜”比“鸡汤”更伤人以前啊，她身边总是充满各种“鸡汤”，什么只要努力就能做成一切啦，没有做不到的事情之类的。现实呢，也确实给了她不少正面的反馈。不过呢，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简称宾大）的时候，这种想法不管用了。她成绩不太好，但心里还没完全接受这一点，也不敢接受，就开始一直自我消耗。“我不觉得是那些‘鸡汤’的问题，我觉得就是我自己不行，觉得自己哪方面都不行，然后就觉得做什么都做不好。”其实早在2009年，她在德国斯图加特做交换生的时候，就已经感觉不太对劲了。她一直挺喜欢弹钢琴的，那时候经常去音乐学院蹭琴弹，还认识了一个在斯图加特音乐学院学钢琴的朋友。一比之下，她发现自己的背谱速度没人家快，弹得也没人家好。有些人天生就有绝对音感，甚至能用钢琴模仿汽车刹车的声音。虽然当时有点受打击，但她还是接受了这个事实——自己再怎么努力，也很难达到那个水平，于是“钢琴梦”就这么破灭了。那时候她还能找借口，说人家的爸妈都是音乐学院的教授，从小走的就是专业路线，而自己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文化课。到了宾大，连借口都没得找了，她只能承认自己好像在学习这条路上也没什么天赋。

留学生亲历：走出抑郁低谷真正的触底，就是她第二个学期选修的会计课。课堂小测一共五道题，她一道都没做对。“当时真的崩溃了，完全接受不了啊。花了家里那么多钱，要是挂科毕不了业，我真想死。”邵逸凡那时候的心态特别消极。

邵逸凡的妈妈以前总觉得女儿在电话里哭只是在抱怨，但当邵逸凡开始“要死要活”的时候，她才意识到事情严重了，开始担心起来。

于是妈妈对她说：“毕不了业没关系，找不到工作也没关系，你回来吧，咱们三个人再养条狗，怎么都能过得开心。”这句话给了邵逸凡很大的鼓励，她突然觉得自己是有退路的。

第二学期的会计课，在期末考试前，老师发了四套模拟卷。邵逸凡一遍遍地做这些题，遇到不会的就去问别人，慢慢地她发现自己的思路清晰起来了，最后考试成绩还行。

宾大是一所培养了无数精英和多位美国总统的名校。你知道吗？在这个学校里，连马桶可能都来自某位总统或政要的捐赠。不过呢，学校的高层窗户要么是封死的，要么是有栏杆挡着，只能开一条小缝。就在邵逸凡感到绝望的那一年，宾大有五个学生选择了自杀，其中包括一位研究生院的学生会主席。前一天他还忙着讨论新学期的活动，第二天就没了。后来，一个新加坡的校友跟邵逸凡说：“如果你感觉难过的话，还是像你这样每天哭出来比较好。”就是这样，邵逸凡慢慢走出了低谷。

别为难你自己不只是宾大啊，在国内那些最顶尖的大学，像清华北大，竞争压力也是超级大的。这些专门培养精英的地方，课程负担重，学校的要求也很高，同学之间的竞争压力也很大，而且学生们自己也对自己特别狠，放不过自己。

我有一个同学，他考进了清华，结果他最焦虑的就是大一和大二这两年。其实他早就该面对现实，接受自己的不足，但一直到去了宾大才真正做到了这一点。

她后来发现，不管走到哪里，到了一定的高度都差不多，“大家都是这样，都觉得自己不够好，但表面上还得装得很厉害”。作为一个中国人，她当时就觉得，如果自己毕不了业，那简直是对自我价值的一种打击。但在美国的文化里，好像所有人都得表现得很积极，比如别人问你“今天怎么样”，你就得回答“好”“非常好”“不能再好了”。要是你回答别的，那就会被认为是你能力不行，别人能做到，你怎么就做不到呢？但她有一天发现，那个看起来特别优秀的人居然跳楼了。

在宾大第一年的经历让她彻底想通了，熬过了“年轻成人期”。她发现，当你跌到谷底的时候，反而可以开始反弹了。她说，“现在的课，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实在做不过去就挂科呗，要是真读不下去，那我就回家了。”她再也不纠结于非要当个优等生了。

别被“成功”绑架：她学会与问题共存教育啊，总是喜欢讲成功，很少提到成长。就算偶尔提到成长，其实也还是绕不开成功这个话题。不过邵逸凡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后，真的感觉到自己不一样了。

最后一个学期，她终于写完最后一份期末作业，把教材都卖了，校友卡也退了，然后就飞去佛罗里达度假，等着毕业呢。结果就在度假的时候，她收到教授发来的邮件，说她的期末作业得重写！

要是以前，她肯定得先自责一番，不是觉得自己能力不够，就是觉得自己倒霉，然后就陷入那种无休止的“内耗黑洞”，什么都做不了。但那一年，她从佛罗里达回来后，二话不说就回学校重新办了个校友卡，跑到图书馆借教材，还找了一个那门课拿了A的美国同学请教，问她该怎么修改作业。

她说：“我当时就觉得，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很正常嘛。所以我就想，我要赶紧行动起来，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且我也明白，这个问题可能根本解决不了，就算最后回到刚入学时的状态，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就假想自己已经死了，然后重新开始一段新的人生。从那天起，我觉得每一天都是赚到的。以前我是过一天少一天，现在是过一天多一天，哪怕睡一整天，也算是赚到了一天。所以啊，我就没那么焦虑了，也没那么急躁了。”这就是她对自己当时转变的回忆。

从优等生到世界公民她以前总是在那些自己改变不了的事情面前停下来，包括对自己也是一样。老是否定自己，其实本质上就是不接受自己不行的事实。宾大没把这门课放进课程表里，而是用一种特别残酷的方式，直接把她那个理想中的自己给打破了，然后给了她一堂超级重要的成长课。

从宾大毕业后，邵逸凡没能留在实习的那家咨询公司，后来她回了国，在一家国企的国际部工作。这个部门可以外派员工到其他国家，所以她有机会去不同的地方生活。经历过最低谷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像是进入了“新生”的状态。她想着一边工作赚钱养活自己，一边看看自己还能做点什么。于是她去了阿联酋、伊拉克、坦桑尼亚还有赞比亚……当她不再把当优等生当作人生的主要目标之后，她发现这个世界比想象中要广阔得多，也真实得多。

在去伊拉克之前，她一直觉得伊拉克穷是因为缺水，而阿联酋富是因为有石油。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伊拉克的气候其实非常好，土地也很肥沃，地下还埋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不过这个国家真的很“倒霉”，一直战火不断，根本没有机会好好发展起来。

探访战后伊拉克：废墟中的日常机场里有很多电话亭，但里面一个电话都没有。马路上连个红绿灯都没有，到处都是垃圾，因为这儿根本就没有市政管理。“不过最让我难受的是，这个地方虽然看起来和非洲有些不一样，你能感觉到它以前其实很富裕。你看那堵墙，被炸了一半，剩下的那一半墙上灰扑扑的，还能看到写着‘托福培训’几个字呢。托福是英文写的，培训是阿拉伯文。”邵逸凡说。

在伊拉克的村子里，每个村民几乎都有枪。有时候会有人过来跟你要钱，可能是今天这个人来，明天就换成另一个人了。有一次，邵逸凡他们就问新来要钱的那个家伙：“昨天那个人去哪儿了？”那家伙很平静地说：“他死了。”

邵逸凡的异国见闻阿联酋的情况跟咱们这儿完全不一样，那边特别干旱，到处都是沙漠，啥庄稼都种不了。不过它是个港口城市，所以还挺有钱的。邵逸凡去阿联酋的时候，有两件事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第一件是公交车的事儿。阿联酋的公交车车厢分得很清楚，前面是女人坐的，后面是男人坐的，男女不能混在一起。车上的人也不是当地人，全都是南亚来的打工仔。第二件是喷泉。你说这地方这么干，按理说不该有喷泉吧，可当地的有钱人偏偏就爱建喷泉玩儿。对于这些事儿，她心里挺复杂的，但也只能接受了。

那时候她刚从美国回来，嘴上说“已经放弃治疗”了，可心里还是想着自己能像《杜拉拉升职记》里的主角一样，在职场上闯出一片天。这段经历让她慢慢沉稳下来了。

一个人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把自己的潜力完全发挥出来，掌控自己的命运呢？这跟周围环境和时代的关系太大了。“战争把伊拉克至少两代人都毁了，可这两代人做错啥了？他们只是出生在那里而已，就这么倒霉。所以后来我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就不太爱跟别人比了。伊拉克人还能跟谁比呢？往上比没完没了，往下比也没个头。”外企生活与养狗梦要是事情按部就班地发展下去，邵逸凡的故事大概也就到这儿了。她已经挺幸运的了，能接受自己的生活状态，也不会变成那种一直在往上爬，又总是在半路折返回来的主角。不过，在那边待了两年后，她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开心。每次去不同的国家，她都想坐公交，去当地人的菜市场买菜。那个重新找回活力的自己，需要新鲜的东西来滋养，也需要新的正面反馈。但国企的工作环境注定没法给她这样的自由。

邵逸凡从小就特别想养只狗。小时候，她妈妈不喜欢狗，坚决不让养。后来去了宾大，她状态不太好，算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有了个“隐形特权”，但她那时候没精力，也没养成。现在工作了，有一次她提出来想在坦桑尼亚的基地里养只狗，结果在想象中就被拒绝了。

从投行到《非诚勿扰》这份工作真的很不错，大家都对她特别好。但她自己心里也在琢磨：一年赚几十万，但感觉像“坐牢”一样，能接受吗？答案当然是不行。于是邵逸凡主动决定辞职。

想做什么就直接去做，她的行动力真是杠杠的。没过多久，她就拿到了普华永道咨询公司思略特部门的offer。这家公司在她读宾大的时候就想留下她当咨询顾问，不过这两年已经被普华永道收购了。

邵逸凡在宾大的好朋友刘妍还记得，刚认识那会儿，她的微信名还是“凡凡已弃疗”。这好像是她给自己贴的一个标签，但实际上她根本不“弃疗”，反而是个很执着的人。后来我也明白了，她虽然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太大期待，但做事却非常拼命。只要是对她来说重要的事，除非她自己想放弃，否则绝对不会轻易放手。

2016年，带着更成熟的心态，邵逸凡正式成了个高级白领。就在那时候，因为她以前喜欢一个博主，参加签售会时留下了电话号码，结果就被选中去上了《非诚勿扰》。现在在网上还能找到她当时在节目后台的照片呢。照片里的她穿着蓝色裙子，化着完整的妆，看起来就像刚加完班一样。

高强度工作与平衡术那会儿啊，她每个礼拜五下午七八点钟，都得坐红眼航班从别的城市飞到南京。别的女嘉宾可能周五下午就已经到了，可她呢，要到周六凌晨三点才能到。然后呢，第二天一大早还得起来化妆，接着录节目。有时候节目录一天，有时候录两天。她周一还得上班，得去面对那些身价可能是她的好几百倍、上千倍的客户，帮他们解决问题。

刘帆是邵逸凡在普华永道的同事，他实在想不明白，邵逸凡怎么能在上班的同时还去录节目呢？平时工作就够忙的了，好不容易有个周末，刘帆就想啥也不干，就是躺着休息。

管理咨询这行业竞争特别激烈，说白了就是个很纯粹的地方。整个公司就像一个项目链条，每个项目组的人一起干活，最后的目标就是把活儿干漂亮。等项目一结束，每个人都要被打分，半年或者一年后还有一次大考核。要是干活儿不给力，被打了低分，那工资和升职都会受影响。因为它家的升职制度太透明了，你入职多久就能大致猜出你该拿什么职称，要是达不到，那就等于说你是个有缺陷的螺丝钉。在这种机制下，人的好坏优劣都能直接看出来，还能用数字来衡量。

初入职场的焦虑与压力刚入行那会儿，刘帆有段时间特别焦虑紧张。他说：“那时候，我手机上几乎所有的APP提示音都关掉了，就只留了微信的提示音。但我还是不想让手机发出任何声音。可即便这样，微信一来消息我就冒冷汗。那段日子啊，我走到哪儿都得背着电脑，哪怕周末去趟超市买个东西也不落下。要是有人微信问我事儿，我一时想不起来，随时都能掏出电脑查一下，生怕耽误事儿。”邵逸凡所在的部门可是普华永道里的核心部门，“棱镜门”事件的爆料人爱德华·斯诺登以前就在这个公司前身干过活儿。她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有多大。一方面，她身边的同事个顶个的厉害，什么“常春藤”、清华、北大之类的顶尖学府毕业生一大堆，她工作的氛围简直就是宾大那种精英压力的延续。另一方面，她自己又不是学商科或金融出身的，只能一边拼命补课，一边还得往前赶进度。作为好朋友，刘帆经常接到邵逸凡在专业知识方面的求助，甚至有一次半夜还被问到“资产证券化”的问题。

有人崩溃有人从容后来啊，邵逸凡换了个岗位，从思略特调到了普通的部门。在那里，她遇到一个特别好的女领导，但是压力还是挺大的。有一次，她跟女领导一起做项目，俩人通宵赶工，轮流睡觉，熬到早上七点多，结果八点半还要去客户那边开会。“那会儿真的太难了，大家都说咨询这行就是卖脑力和商业头脑呢，可问你问题的人个顶个的聪明。有时候想清楚个方案，忙一整宿都不一定能搞定。”这段经历给邵逸凡留下的印象就是累得不行，老觉得没睡够，还总觉得干不好，心里特挫败。

当然啦，也不是所有人都觉得这行难熬。有些人天生就适合干这个，像邵逸凡在宾大念书时的同学古华，毕业后一直做咨询。他说：“这工作对整个社会效率的提升还是很有意义的。”古华就是那种能从这行里找到乐趣、感受到成就感的人。

还有些人呢，慢慢也能适应这行。比如刘帆，跟邵逸凡一样，刚进这行的时候也觉得特别痛苦。但他一直觉得这是“平民出身的小地方年轻人可以选的一条性价比高的职业路”。他当然也可以去互联网公司，不过那样可能会失去更多。所以，他更想要一份规则透明、晋升通道比较顺畅的工作，让自己能维持相对不错的生活。比起离开，他更害怕自己掉队。

高知女性放弃稳定工作的背后刘帆说：“其实很多人都在做自己不擅长的事，很多人其实都在硬撑，假装自己会做。就像穿衣服一样，一开始可能不太会，但慢慢就学会了。我觉得邵逸凡要是能坚持下去，在这条路上是能走得下去的，只是她后来选择了别的路。”邵逸凡就这样工作了两年，然后决定去参加那个节目。她从国企辞职的时候，有一部分原因是她觉得那份工作占用了太多时间，影响了她的个人生活，所以她不想妥协。不过说实话，邵逸凡在国企的时候并没有很强的动力去实现自我价值，也没有什么巨大的生活压力逼迫她回去上班。到现在她也没生孩子，没买房买车，也没什么特别高的物质追求。“精英的虚荣”这种东西对她来说也许曾经是一种动力，但在宾大和伊拉克的经历让她开始重新审视这些东西。

咨询行业显然也不是邵逸凡真正想待的地方。

几乎所有邵逸凡的粉丝都知道，她从普华永道离职后，跑去当了演员。有些演员特别在意自己的职业尊严，但邵逸凡却常常在自己的视频或者接受采访时自嘲说自己就是个“跑龙套”的。

不了解的人可能会觉得邵逸凡的故事有点像那本《月亮与六便士》的低配版——一个精英突然因为激情和理想，果断放弃了原来的生活，转而去过一种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堕落”的生活。这种激情是对世俗规则的一种否定，也是对人性的一种肯定。

邵逸凡的转折：从刷剧到话剧其实吧，邵逸凡以前也没怎么这么激烈地抗争过啥。

不过呢，转折点还真就出现在她拿到新公司offer、正等着入职的那段空闲时间。那会儿挺闲的，她就刷了好多电视剧，《琅琊榜》啦，《伪装者》啦……她特别喜欢胡歌，还专门跑去看了一场他的话剧《如梦之梦》。从那以后啊，她就对表演慢慢有了兴趣。

北舞毕业女孩的斜杠人生她一直都很有自己的想法，兴趣和行动总是同步的。后来，她带着家人去了一趟横店，本来是想找酒店的，结果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叫“横店兔”的微信公众号，上面会发一些剧组的信息。进了普华永道之后，只要一有年假，她就跑去试镜，“北京的影视公司都在东三环附近，离我家挺近的。”有一次试镜，她从近百个人里脱颖而出，拿到了一部网络大电影的女主角配音工作，负责筛选的还是《甄嬛传》里小允子的扮演者罗康老师。这次配音虽然没让她赚多少钱，但却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个配女二号的演员特别会演戏，她是学舞蹈出身的，我觉得学舞蹈的人好像确实更容易演戏。”其实她从小就很喜欢跳舞，从少年班就开始跳了，不过这事在她家不算受欢迎，小时候每次有公开课，爸妈都会把她送去画画班。

在普华永道工作的后期，她开始有点迟到。2017年底，她生病了。因为之前有过配音的经历，她休了三个月假，全用来跳舞了。她妈知道后特别生气，觉得她不靠谱，想当明星梦，还担心等她回去，这么好的工作可能就被别人顶替了。

但其实，三个月后她回去时，工作还是她的。而且公司还给了她一个去欧洲出差的机会，二十多岁时想成为“杜拉拉”那样的职场精英的梦想已经实现了，可她最后还是辞职了。

裸辞去跳舞”背后的纠结这个决定现在还是挺有争议的，经常有人在邵逸凡的视频下面留言：“你老了怎么办啊？父母怎么办啊？老了没收入了，谁给你租房子住啊？”她朋友当年也问过她类似的问题。古华就说：“我当时就觉得她太任性了，一股脑就冲出去了，根本没考虑后果。不过她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而且特别坚持，所以就毫不犹豫地全职做这件事了。”对她个人来说，辞职的直接原因其实是去欧洲出差的机会。“这事儿真的挺奇怪的，连我自己都搞不懂。多高端、多精英的一个机会啊，可我第一反应就是：好不容易才升上去的职位又要放弃了。别人可能会问，几个月后再跳槽不行吗？我真的不知道为啥，当时就觉得跳舞这件事儿必须马上行动，不能再等了。可能人到不同的阶段，想法也会不一样吧。”去欧洲的公务签证要办很久，为了不耽误公司的工作安排，她就递交了辞呈。她已经不想抓住那个机会了，就像刚工作时走出当老师的梦想一样，现在她也告别了那种“杜拉拉”式的精英梦。

找到让你想起床的事儿邵逸凡说：“工作的时候我老是磨磨蹭蹭的，可是一到上舞蹈课，我就特别准时。要是有什么事能让我有起床的动力，那我肯定能去干。所以我觉得，我要是能找到让自己想起床的事儿，就给自己创造条件去干那个事儿。对我来说，这种‘想早起’的感觉特别重要。”她接着说：“每个人可能都有那么一段能证明自己存在的核心记忆吧，我的那段记忆也跟宾大有关。在那儿的时候，我就有过那种‘想早起’的感觉。”

宾大安可”的成立故事在宾大读的第一年啊，她几乎就没怎么好好睡过觉，每天起床对她来说都特别难。从小呢，她就喜欢唱歌、跳舞，还玩乐器，所以在宾大的第一年，她就想着一定要参加这种社团活动。那时候啊，有个美籍华人弄了个社团，他们用“阿卡贝拉”（无伴奏合唱）的方式翻唱周杰伦那些流行歌手的歌，她特别想加入。结果呢，她去面试了两次，全都被刷下来了。

当时古华也在这个社团里，他觉得邵逸凡唱得挺好的，但那个社团有点“精英主义”，说白了就是人家觉得你的音色跟现有成员不搭，就会被淘汰。古华就觉得这不太公平，他就想搞个新社团，主要面向中国留学生，氛围更宽松一点，不只是玩音乐，还要让留学生有归属感，就像他们的第二个家一样。于是呢，他就去找了邵逸凡，还有另一个女生刘妍，再加上另外两个朋友，大家一合计，就成立了属于中国留学生的“阿卡贝拉”社团，取名叫“宾大安可”。

音乐总监邵逸凡：扒谱与排练的快乐”邵逸凡是乐队的第一任音乐总监，她不仅要选歌、扒谱、作曲，还得一遍遍带着大家排练。刘妍说：“一个学期我们大概得准备十首歌，每首歌都要把不同声部的音轨全部扒出来，全靠耳朵听，扒完后再拆开重组，这过程挺费时的。凡姐扒歌速度算快的，十首歌里大概有七八首都是她弄的。后来她还要带着大家一起排练，刚开始是每周两次，每次两小时，有时候还会更久。”那时候邵逸凡一边赶论文，一边做这些本来挺繁琐的事儿，可这反而是她最开心的日子。

“一直感觉像陷在泥潭里追不上趟儿，心情不好就不想动弹，但合唱团的事儿让我特别想爬起来。我开始想着主动去做事了，说不清为啥，我知道论文更重要，可我还是忍不住往合唱团那边跑。早上一醒过来，不是想着又得写作业、不想去上课，而是想着要起来搞合唱团，这事儿特让人期待。”低配版演唱会的高光时刻临近毕业那会儿，宾大安可合唱团在免费的教堂里搞了一场演唱会。说实话，条件特别简陋。赞助费是去唐人街一家家磨嘴皮子才凑出来的，音响设备还是邵逸凡跑遍老城区才租到的；灯光呢，是古华找俩朋友在教堂二楼手动调试的。为了让更多人都能参与进来，乐团招新人的时候门槛放得特别低，排练时间也有限，所以整体效果嘛……跟那个特别高大上的社团没法比。就连邵逸凡自己都承认，现场录的视频，她宁愿看画面也不愿意听声音。

不过那天她特别开心！特地跑去Ebay淘了一条天竺少女风格的裙子，在演唱会快结束的时候蹦上去跳了一小段舞。

到现在为止，她微博和朋友圈的封面图还是那时候谢幕后的合照呢。她说，从宾大的低谷走出来后，这段回忆成了她所有快乐的起点。

脱缰野马难走寻常路邵逸凡从小就喜欢艺术，天生就爱在舞台上表现自己，俗称“人来疯”。在普华永道的时候，她其实并不是因为业绩特别突出才被人记住，而是因为她在年会上搞了个跨部门的“阿卡贝拉”小组合。这事儿可火了，连总部的大领导都知道了有这么个姑娘。

刘帆就是因为这个小组合认识的邵逸凡。还有刘妍和古华，她们都是通过宾大的安可合唱团认识的，后来就成了好朋友。当年演唱会拍的照片里的人，现在还活跃在邵逸凡的生活里，成了她朋友圈的重要部分。

不过，在她决定辞职之前，她从来没想过靠艺术吃饭。在宾大时，老师问她有没有做某件事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她说就是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她也认真想过，如果真的投身艺术，要么弹钢琴要么跳舞，可能最后只能在社区教教琴，没什么别的出路。而且那时她一门心思往更“高大上”的地方钻，比如去咨询公司。

“十几年前啊，对研究生来说，投行和咨询就是大家心目中的好工作，连学计算机的人都往这儿挤呢。我当时也没啥特别的目标，别人想要的我也想，这很自然。要是把我放回以前，我可能还是会这样选，因为那会儿做的事儿就是我心里最想做的。”邵逸凡这么说。

从“精英梦”到演员路后来啊，她也坦坦荡荡地放下了那个所谓的“精英梦”。有人就嘀咕了，说她浪费了自己的潜力，明明能当个出类拔萃的人，偏要走下坡路。但她呢，把这些话都听了进去，也不生气，反而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内心的平衡——人可不是别人眼里的工具，有潜力不等于就得当精英。而且呀，“想不想干”也是一种本事，有潜力但不想干，那就说明没这方面的才能。

“咱们得问问她自己啊，到底想干啥？”邵逸凡说，“人都会因为自己喜欢的东西放弃别的事情，不过每个人的喜好都不一样，这多好啊！要是大家都想干一样的事，那这个世界得多无聊。现在大家想干的事都差不多，这才导致这么‘卷’呢。”快到30岁的时候，她觉得自己找到了新的方向，那就是想当个演员。

辞职后，邵逸凡得想办法赚钱养活自己。于是她接了不少“零工”，比如当展会主持人、做翻译，甚至还给索尼相机做过蹦床模特。慢慢地，她就朝着当演员的方向努力了。二三月辞职，五六月就碰到了机会，《风再起时》这部电影找演员，需要会说德语的，邵逸凡在一个主持群里被导演组发现了。有了这个作品，她就可以正式投简历找工作了，也算正式入行了。渐渐地，她发现一边接“零工”，一边当演员，也能混得下去。

演员的苦处：失业焦虑与尊严丢失比起上班族，做演员也有自己独特的苦处。咱们熟悉的演员陶紫就在网上分享过自己的感受：“好不容易接到一个戏了。围读的时候，听到摄影老师嘟囔‘这不就是一个女屌丝嘛’；开机那天，制片人过来跟你说‘有三个人选平台都不太喜欢你，你知道的，他们就爱看脸’；吃饭的时候，不认识你的生活老师冲你喊‘群演赶紧出去吃去’；拍戏的时候，你吃了两片止痛药，硬撑着躺在零度的雨地里；回到酒店，看到渗血的裙子，也只是皱了下眉；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连敷面膜都得纠结一下，更别提洗衣服了。这些都没让你崩溃，但拍完最后一场戏（杀青）那一刻，你却彻底崩溃了，因为你知道又要失业了。”另一位演员韦彤，年前拍戏的时候连续三天几乎没合眼。对她来说，演员这份工作的收入很不稳定，总是在被挑来挑去，一直在等待机会，这种状态让她感到特别焦虑。最近她结婚了，可能会考虑去做点别的事情，不再把演员当作一份正式的职业，而是当成一种兴趣爱好了。

影视行业里的等级差异这还不算啥，干这行的人性可真是暴露无遗啊，简直就是明摆着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就说拍戏吧，就凭一个人的戏份多寡和重要程度，演员们能被分出好几个等级呢：主演、配角（也就是角色演员）、特约演员，还有群特/前景演员，最后就是群演了，群演基本上就跟背景板差不多。

主演吃饭的时候有专门的演员餐，但特约演员呢，常常只能吃盒饭。住宿也差得远，主演根据咖位和番位，住的地方可讲究了，要么是当地最豪华的酒店，要么是剧组驻地的套房；可特约演员呢，就只能住标间了。主演有专车接送，特约演员嘛，经常好几个人挤一辆车。有些明星连换衣服都有专门的更衣帐篷，结果有一次，一个非主演的演员因为在拍杀青照时站到了导演旁边，就被骂了一顿。

邵逸凡：哭不是掉眼泪，是要让观众跟着掉眼泪当然啦，也有挺吸引人的地方。邵逸凡就说过她跟演员这个职业刚开始相处得很好的那段时期。2020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北京的演员没法到长三角来，结果邵逸凡就拿到了一个戏份比较重的角色。在拍《南风知我意》的时候，有一场戏是拍她“跳海”之前哭的那一段。

拍了好几次，导演都不满意，最后导演当着所有人的面直接骂她，把她骂得真的哭了，这才过了那一场戏。

回家之后，她就开始看各种表演课，慢慢地好像有点开窍了，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以前我觉得哭就是掉眼泪嘛。但那次我才明白，成年人的哭其实是忍住不哭，我们心里真的很难过时，是不想让别人看见的，到最后实在忍不住了，眼泪才掉下来。哭不是掉眼泪，而是要让观众跟着你一起掉眼泪。”还有呢，《百炼成钢》这部戏之后，她也遇到过一个角色。当时她刚刚经历了演员生涯里很大的一次挫折，有一天拍完自己的戏份，被统筹、协拍、导演一层层地叫上去。她当时紧张得要命，以为自己要挨骂了，结果没想到导演反而夸她演得很自然。

被遗忘的群演”要是能一直这样拍戏就好了，她或许能成为更专业的演员。但疫情一来，像她这样的小演员，想让导演注意到就更难了。现在拿到的剧本还是那些老角色，前台啊、老师啊之类的。到了2023年，随着整体环境的变化，她能接到的角色更是少得可怜。这样下去，这份工作就越来越像是在混日子，收入低、不稳定这些缺点也全都显现出来了。

离开上海之前，她拍了一部电视剧《三叉戟2》，里面都是大明星。最近这部剧播出了，粉丝把她在剧里的截图发给她，她竟然都不记得自己参演过这件事了。她说：“我都提不起劲儿来了。我回去看了看自己的片段，发现当时手里还拿着手机呢？估计连放下手机的力气都没有，就去拍戏了。”她不再纠结于自己的疲惫，而是选择相信身体的感受，因为身体比脑袋更诚实。

邵逸凡：矛盾又真实的追梦人每次那种自发的感觉消失了，邵逸凡就特别想走，想去寻找一种新的动力，让自己想好好起床的那种感觉。所以呢，虽然之前一直没想过出国，最后还是选择放弃了那晃晃悠悠的六年演艺生涯，跟着爱人去了温哥华。

不过这次和之前不太一样。今年，她拍了自己的演员照，还想着在加拿大试试看能不能真的做演员。虽然从头到尾她都在怀疑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这一行，但她好像并没有完全放下，反而给自己开了扇新窗户：“总会有人更适合，也会有人更不适合。但如果你觉得自己想干，那前面那些困难就是你要跨过去的坎儿；要是不想干，那这些困难就全是不让你干的理由。”她一边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迷茫，一边发着烧打着点滴还要赶去试镜，结果被经纪人按住了。这种事儿啊，真的很“邵逸凡”。

后来古华慢慢明白了她，“她其实也清楚，做一个普通的演员，可能这辈子都默默无闻，付出再多也不一定能达到那种站在聚光灯下的效果。但她就是想明白了这些之后，还愿意去尝试，所以我觉得她骨子里是真喜欢。感情上的东西让她觉得，如果能过上这样一种生活，她就会更开心，所以她才能抛开那些理智上的顾虑，不去想概率小、希望渺茫的消极情绪。”总之，邵逸凡这个人啊，就是这么矛盾又真实，让人摸不透却又忍不住佩服。

儿子请老妈看音乐剧谢幕时她坐到第一排2020年那会儿，《安家》这部剧特别火，我老妈就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熟人，就是我啦。当时我跟她说我被裁员了，其实那是骗她的，怕她担心嘛。后来一年的时间里，我就参演了一部音乐剧叫《辞海乐章》，还当了一回主角呢！那感觉可太爽了，就像《Soul》里的那种“漂浮”感一样，特别轻飘飘的。然后我就想着，一定要让我妈来看看我的表现，就请她去看了演出。

到了谢幕的时候，我妈本来坐得挺靠后的，但为了能离舞台近一点好好看看我，就偷偷挪到最前排去了。

从渴望站在最前面到接纳普通人生那天她突然想起了小时候，妈妈总是骑着自行车，带着她去学唱歌、学弹琴。她说：“妈妈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站到这个位置呢？其实小时候能当个群舞就已经挺好了，但我就一直想站在最前面，那个小时候梦寐以求的位置。那天我真的一下子站到了前面，成了小时候想成为的样子。”这段话几乎是整个采访中，邵逸凡唯一一次情绪完全失控的时候。

那天，坐在前面的妈妈发现女儿快要哭了，担心继续待在那里会让女儿更难过，于是偷偷地从第一排挪开了，躲到了邵逸凡看不见的地方。

她现在已经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自己了，接受了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的事实——既没有特别明确的喜好，也没有特别突出的天赋。但她觉得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邵逸凡并不想用分数来衡量自己的人生，她更看重的是自由。她解释说：“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基本上不可能做到，因为我们都会受到现实条件的约束。我觉得真正的自由是想不干什么的时候，就能不干什么。”在她的成长道路上，她觉得自己算是比较幸运，同时也足够努力。

相比以前的自己，现在的邵逸凡觉得，每个人的一生就像一本书。

四维空间里的她她说：“咱们就活在三维世界里嘛，所以咱们的脑子啊，也只能一条道走到黑，老是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的。要是能从四维的角度看看人生，那咱们的生活就像操场一样，有长有宽也有高，就像是本书似的。咱们的脑子和时间啊，确实是有限的，不过呢，这书咱可以来回翻呀，每一页、每一章都有不一样的故事。就算这本书最后的结局是个普通人，可中间的过程其实特别丰富，你会在意吗？我觉得我不在意。好多人都会在意，就因为咱们没法回去重来，可实际上呢，不管能不能回去，它还是那本书嘛。我在人生的每个时刻啊，都做了当时最想做的事，要是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会这么走一遍的。”

她就是那个故事里的主角邵逸凡这个名字啊，没怎么大火过，可她有一帮特别忠实的粉丝。粉丝们觉得她跟别人不一样。有个正在念名校的粉丝就说，邵逸凡让她有了当普通人的勇气；还有一个在体制内打拼的粉丝也说，邵逸凡给了她辞职重新开始的勇气……她能成为明星啊，可能不光是因为演技或者长相，更重要的是因为她就是邵逸凡。不管演什么戏，她就像在演自己的人生，她就是那个故事里的主角。

文中提到的刘帆、刘妍、陶紫、古华、谢彤都是用的假名哦。

本文作者是马拉拉，还有个实习生叫陈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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