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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䶮在政治、文化、外交等方面有哪些作为

南汉高祖刘䶮(889年―942年),又名刘纻,初名刘岩、刘陟,蔡州上蔡(今河南上蔡)人,郡望为彭城刘氏。封州刺史刘谦第三子,清海、靖海节度使、南海王刘隐之弟,南汉开国皇帝。其祖因经商南海,迁居泉州(今属福建)。刘䶮初掌军事之时平定岭南东西两道诸割据势力,控制岭南,西与马楚争夺容桂之地,攻占了容邕两管(今广西西部、南部及广东部分地区)。

乾化元年(911年),其兄刘隐去世,刘䶮为权知清海军留后,后梁授刘䶮为清海军节度使,封南平王。贞明三年(917年),刘䶮称帝,建都番禺,改称兴王府,国号大越,次年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据有今广东、广西及云南一部分。刘䶮在位时期,依靠士人治政,尽任士人为诸州刺史;还通过科举,每年录用进士、明经十余人为官,避免武职官据地称雄之患。但刘䶮及其继任者均为荒淫残暴之君,广聚珠宝珍玩,大兴土木。为了课敛重赋并镇压人民的反抗,滥用酷刑,民众不堪其苦。光天二年(942年)刘䶮去世,庙号高祖,谥号天皇大帝。

为政举措

政治

争取支持

唐朝末年,四海鼎沸。相对而言,岭南却是一块平静的“乐土”。从中原南迁避难的封建士大夫为数不少;原在岭南做宫的,也都在此落户。这些封建士大夫对刘氏是否支持,对南汉的立国和稳定,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的。刘䶮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继承了其兄礼贤下士的作风。据史籍记载,当时客居岭表或土著的士大夫,著名的有王定保、倪曙、刘槽、李衡、周杰、杨洞潜、赵光裔等。这些士大夫在刘隐作镇岭南时,曾得到刘隐的“招礼”,“皆辟置幕府,待以宾客”。他们为刘隐在岭南扩展势力,巩固地位作出了贡献。刘䶮兄终弟及,在岭南建国后,将这些士人安置在国家的重要职位上。不仅如此,刘䶮还注意解决一些士人的后顾之忧,使他们真心实意,脚踏实地地为南汉政权服务。

在地方,刘䶮接受兵部侍郎杨洞潜的建议,一改唐末以来以武人为刺史的流弊,主要任用士人为州刺史,“稗宣政教”,使“民受其福”,这一做法,使南汉地方吏治比较澄清。在史籍中,可以看到一些南汉地方官施行惠政的记载。如祯州(广东惠州市)刺史简文令“尽心民事”;得州(广西桂平县)刺史刘博古“有惠政,民多爱之”;郴州(湖南郴县)刺史陆光图“至郴,周恤穷民,招辑兵士,民皆呼为‘陆父’”。相反,州县官吏贪浊残暴的记录却不多见。当然,这并不能说明南汉地方上真的没有贪官污吏,但这至少可以说明,南汉的地方吏治,总的来说,比以武人为刺史的中原王朝或其他割据政权要好。文士为官,纵或贪浊,其危害性总不如武人作官,愚鲁不驯,性贪行暴,动辄兴兵作乱,荼毒一方。南汉统治岭南半个世纪,历四主,除刘䶮外,其余三主都属荒淫暴虐,政治腐败。而南汉不致出现重大动乱,这大约与刘䶮用文人治州县,手无兵柄,吏治较清;中央虽乱,地方不乱,岭南人民还能勉强维持生计有关。

另外,在拓展南汉疆域方面,刘䶮也得到士人的大力协助。例如,刘龚兴师平定镇南(广东罗定县)叛乱,击败马楚对岭南西道的争夺,累战俱捷,尽有五管之地,就是因为得到兵部侍郎杨洞潜的协力襄助。

藩镇体制

刘隐成为清海军节度使后,竭力延揽中原名士和手下得力干将,日益完善其藩镇体制。待刘䶮时期,已经形成了颇具规模和有决策能力的成熟的藩镇幕职官系统。刘氏藩镇中的幕职官包括文职和武职两大职分。节度使府的主要文职有副使、行军司马、判官、掌书记、参谋、推官、衙推等;藩镇幕府中还有不少武职,如都知兵马使、兵马使、都虞侯、虞侯、都押衙、押衙、都教练使、教练使、都指挥使、指挥使等,这些人员大抵出自行伍,是藩镇节帅驾驭其魔下军队所倚重的军事指挥骨干。

宗庙制度

刘䶮即位伊始,即仿效历代王朝之例,建立起宗庙制度。“追尊祖安仁曰太祖文皇帝,父谦曰代祖圣武皇帝,兄隐曰烈宗襄皇帝。”南汉国主除建立庙号之外,还承古制,行祭祀之礼。刘䶮即位的第二年,即南汉乾亨二年(918年)十一月,“祀南郊、大赦”。《南海百咏》中记载:“一德由来可享天,东磷牛祭亦徒然,荒凉到处游糜鹿,谁识郊坛八面圆。”黄佐《广东通志》中记载:“刘王郊台,在城西硬步,即汉台故址,南汉时郊于其上。”

外交

南汉与楚、南唐和闽相邻。这几个国家,对南汉的治乱安危有重要影响。刘䶮通过通婚、遣使聘问等途径,与诸邻国建立睦邻关系。刘隐在位时,为睦邻,曾嫁女与楚国主,是为马皇后。刘䶮建国后,马皇后已死。当时,楚国势力较强,与南汉争夺岭南西道发生摩擦,两国友好关系陷入僵局。南汉兵部尚书赵光裔意识到楚国对南汉的潜在威胁,对刘䶮说,“自马后崩,未曾通使于楚。亲邻旧好,不可忘也”。刘䶮根据赵光裔的推荐,委派“有使臣才”的谏议大夫李纤出使楚国,重修旧好。楚国也遣使报聘。两国握手言和。南汉与吴、南唐、闽也是使者往来频繁,关系十分友好,极少发生争战;与蜀和云南镖信(唐时的南诏)等政权也有“远交”关系。封建史家对南汉的外交政策很赞赏,说南汉“睦邻封,续旧姻,宁边鄙,弧敌兵”;“行李往来,常勤聘问,区区岭外,晏然小安”。刘䶮“讲信修睦,以通邻好”的外交政策,维护了岭南的安定局面,使岭南人民得以休养生息。

经济

从唐朝中后期始,岭南地区的经济已有长足的发展,成为一个极富特色的经济区,号称“富饶之地”,是唐朝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之地。唐末战乱,黄巢义军虽曾进军岭南,但对岭南经济并未造成严重破坏。经济的发达,促进经贸的繁荣;加之刘䶮出自富商之家,具有重商思想,富有从商经济。因此,在他统治时期,鼓励发展经济贸易。当时,“岭北商贾至南海者”,他“多召之”。还“与岭北诸藩岁时交聘”。这除了推行睦邻政策这一政治因素外,借此进行经济贸易,互通有无,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尤其是西通黔蜀,其经济意义应是占主要地位的。南汉的经贸活动,最令人瞩目的,还是在于对外贸易方面。广州地处南海,以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很早就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中心。五代时期,虽中国战乱,经济残破,对外贸易已大大萎缩,但广州在南汉统治下,对外贸易规模虽不及盛唐之时,却也持续不衰。这与刘袭在位时,着意招徕海商,“笼海商得法”有密切关系。外贸的结果,使南汉获得丰厚的利益,“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中原王朝)”,号称“富强”。刘䶮重视商业,扶持经贸,主观上纯粹是为了满足南汉统治者奢侈腐化的生活需要,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岭南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文化

刘䶮接受杨洞潜的建议,兴学校,倡教育,置选部,行贡举。贞明四年(918年),即南汉建立次年,就举行科举考试,录取进士、明经十余人。以后,科举取士“岁以为常”。刘䶮重视文教,重用士人,刺激了岭南文化事业的发展。南汉在音乐、历法、诗赋等文化领域,都有一些建树。如陈用拙,自少学习礼乐,“尤精音律”,著有《大唐正声琴籍》十卷,其中载录了琴家对操名的论述,以及古帝王名士善琴者事迹;又以古调缺徵音,补新征音谱若干卷。周杰精于历算,鉴于传统《大衍历》中的记述与现存算法有出入,所以著《极衍》二十四篇。黄损曾与都官员外郎郑谷、僧人齐已定近体诗诸格,为湖海骚人所宗[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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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唐宋元明清 编辑: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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