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自建国以来，便一直试图收回五代之时陷落的燕云十六州，然而重文抑武的国策使得宋朝军事力量孱弱。

在北宋初年和北方崛起的辽国南北对峙，征战数次都没有讨到好处，反而与辽国签订了苟安妥协的“澶渊之盟”，直至北宋灭亡，政府南迁，南宋政府更是在后来崛起的金国和女真民族的威胁下，苟且偷生直到王朝覆灭。

那么，军事力量一直弱小的宋王朝是怎么在与强大的北边游牧民族政权的对峙下，依然维持了几百年的寿命呢？

这与宋朝极其发达、兴盛的经济条件有关，尤其是西北地区的经济，成为宋王朝维持军需、维护统治的重点关照对象。

宋朝西北经济开发

宋朝建国之后，中国中原政治格局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宋与北边的游牧政权时常发生边境冲突，游牧民族们南下掠夺宋王朝迫不得已进行反击，在频繁地交战对垒之后，宋王朝开始加固边防，重视其西北地区的经济问题。

1、粮马为本

战争的胜利与否，重要因素除了军事将领和士兵的素质，就是后勤问题。

古代兵法有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的补给能否充足供应到前线，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战争的走向。

然而在宋代，宋王朝的敌人是马背上来去如风的游牧民族，战争时常是突然爆发，小冲突演变成大冲突，但宋王朝的后勤基地大部分还是在南方，所以在军需供应上很被动。

所以，宋王朝在屡次吃亏之后，决意采用汉朝时对付匈奴的方法，在西北地区建立起边防，大力开发经济维持军需供应。

宋仁宗开始，大约有30万左右禁军为防御西夏的入侵，常年驻扎在宋、夏边界，为解决军队的军事问题，宋朝政府除了从内地调来大量的粮食和马料之外，开始发展西北地区的农业经济。

宋政府制定的政策有三，其一是扶植地主所有制农业，宋朝政府极力扶持和保护以地主所有制为主的私人拥有制农业，尽力安置和保护人口；其二是保护小农农业，小农经济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所以宋政府维持西北小农经济，一方面是一直非法掠夺，防止农民失业和社会动乱，另一方面是解决政府税收的问题；其三是建立弓箭手田，这是组织各族壮丁耕垦荒闲田地和加强边防的一种设置，这些人不仅能开垦田地，还能在敌人入侵的时候充当军队使用。

此外，宋朝同样也开展西北的商业经济发展，在和西北各民族繁盛的商品贸易之中，宋朝政府始终把战马的获取放在经济开发和商品贸易的突出位置。

除了自己养马之外，宋朝在多地开设了马场，并设立很多政府机构、颁布各项政策，鼓励民间养马，宋政府还倾注了相当多的财力来向游牧民族购买马匹。

如此一来，宋政府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缓解与北方民族政权交战时的窘迫，也为内地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了一个较为安全的保障。

2、西北当地的屯田政策

由于宋王朝西北地区的耕种田地分布区域广，但同时效益差别大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

两宋由于民族政权多，边界变动大，战争频繁，土地抛荒严重，流民极多，而政府筹措军需又相当困难，故屯田分布相当广泛，几成为解决军需的主要思路和途径。

秦陇一带有宋朝与西夏等政权的边界线，因而也是重点屯田区，这里屯田的分布虽相当广泛，但从经济效益上看，除少数比较清廉勤政官员主持的屯田收益较好外，多数是时开时废，收效并不理想。

除却管理不善、官员贪占的问题，更重要的还是屯田制度经营方式落后，难以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而且官耕闲田的政策很少考虑原先田主的利益，闲田很少考虑原业主的利益，政府将一部分法律上属于私人拥有的逃田、户绝田、抛荒地也包括进去，使其不致闲置，同时规定：“有逃户归业者，收毕给之。过三年者不受理。”

这项政策迫使在外的人们不得不回乡收田参加西北屯田耕作的任务，侧面反映出了宋代对于西北田地的重视程度。

但这种屯田制度经营方式落后，管理体制混乱，不论私家佃农还是国家佃农都是在人身控制下生产和生活，屯田与其他生产形式相比较，人身不自由的程度相差不多。

即便是在宋代整个生产关系领域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减轻，但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仍按军事化形式组织的屯田生产，其落后性就显而易见了。

不过总的来说，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官田最少但经营形势最多的一个朝代，也正是由于宋朝政府不捐细流、辛勤经营各类国有土地，才使得边界军粮得到供应。

西北经济的发展

宋王朝的西北边区历来为中原王朝与北方各族少数民族的角逐之地，由于地域的特殊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还有战争等因素的影响，政府除了注重西北的军用物资能否自给自足的问题，还十分重视西北地区的对外贸易和对内供给。

1、蕃民经济的发展

宋王朝西北方向存在很多少数民族，如吐蕃、党项、达怛等许多部落民族，由于政治、军事形势的不同，宋廷对这些蕃部民户的统治政策因时而异。

神宗开边之前北宋政府的西北边地民族政策以“稳边”为核心思想，奉行怀柔绥远、招降纳诱的“和平外交”战略。

神宗即位之后，奉行“志复河、陇“、“联蕃制夏”的政策，实施向西北扩大辖区的积极边疆政策。

然而由于对边境贸易的严格限制，边区蕃汉民户迫于生计不得不铤而走险，违禁私市、私贸易等经济违法犯罪现象屡屡发生。

因此，宋廷在运用法律手段调整各族关系的同时，强调运用“汉法”治理边族地区的经济矛盾和纠纷，对于边地社会经济稳定和社会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不过，在宋夏战争全面爆发后宋夏矛盾升级，受其影响，宋代在西北边区的民族政策开始有了转变。

政府加强了对西北边族地区的经营和管理，以达到“联蕃制夏”、建立宋蕃军事联盟共抗西夏的目的。在这种形势下用“汉法”处理蕃民违法犯罪已成大局之势。

换言之，随着边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蕃汉民族交往的增加，蕃民犯法“因俗而治”的处罚逐渐于时不宜。

宋对蕃民经济的控制主要采取三种政策：一是对私市政府违禁物品的处罚；二是对违反交易买卖地点和场所限制的处罚；三是对与严禁的私市对象贸易的处罚。

这些政策的制定不仅对违反蕃汉经济的贸易行为做出惩罚，而且对伤害贸易活动起到规范、协调和保护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宋朝内部经济、政治、社会的稳定，并以此保护了西北地区经济得以健康发展。

2、西北经济与各地的联系

宋代的西北地区包括河北、河东、陕西三路，那里有着较为发达或者是比较发达的社会经济，同时也成为防范契丹，西夏入侵的国防要地，西北的经济体在负担巨额军费的同时，还经常上供或者援助各地的物资。

宋王朝承袭了唐朝的制度，地方财政收入分成三部分，其中一部分是除了日常经费之外，必须上缴国库，用来维持国家政权的运转，一方面是加强中央集权，一方面也是防止藩镇割据。

河北财政充裕的情况下，每年的上供额至少60万，陕西虽不如河北富裕，但却是朝廷物资供应的主要基地，除了常规的上供粮食之外，还上供其他的钱绢、木材等物品。

河东的经济实力虽然不如河北和陕西每年多有上供，也没有常规定额，但每年都有钱帛或粮食或铁矿等物资上供京师。

除了对京师之外的物资供应，他们之间的商品交流也十分活跃，既充分发挥了各自地区的优势，又援助了其他地区。

比如粮食，陕西在向京师每年上供粮食的同时，还经常援助其他地区，在旱灾的时候援助灾区粮食，或者是在战争时期援助军粮。

尤其是河东，已然成为沿边军粮的主要供应基地，此外，河东一部分的赋税也输出河北，虽然河东的经济不如河北和陕西发达，但经过河东人民的辛勤劳动下，农业和经济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最后得以成为其他地区的援助基地。

不过西北经济体和内地的经济交流，会根据当时的政治情况不同而呈现出不一样的情况，以输入而论，由财政体制所决定，一些地方财利为中央掌管，如解盐课利、地方封桩钱物等即是这样，表面看是拨入地方了，实际并非输入，只是转帐，以输出而论，如上供钱物，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上向心性的象征，是必须履行的责任。

有时候输出输入的钱物，在时间上是交叉的，在战争和灾荒年间，输入为多，平时输出为多。

如河北，输出粮很少而输入粮很多，输出纺织品多而输入纺织品少，河东、陕西输出纺织品不多而输入纺织品很多，输出粮食最多而很少自西北地区之外输入过粮食，另如木材、羊等则是只出不入的。

可见，西北地区的物资吞吐，在时间上、空间上、品种上有着调节机制，所以输入物资，是援助国驻防军费，而不是援助地方经济，但输出物资，却是这一特殊地区地方经济实力的突出表现。

总结

西北地区就地理条件来说是一个比较难发展的地区，但宋代政府依然花费大量的心思和气力去开发西北经济，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内地人民的粮税压力，还进一步稳固了西北的军事防线，所以整个西北经济开发的思路和实践都具有很大的积极性，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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