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7月，日本的太阳旗在威海卫被降下，接着清朝的黄龙旗被升起，随即又被降下，换上了英国的米字旗。

就这样，清廷从日本手里刚拿回威海卫，还没捂热乎，又拱手将其送到英国手上。

这般交接仪式，简直是奇耻大辱，22岁的海军张伯苓没见过，他的心被刺得生疼。

不过最让他受刺激的还不是这一幕。

现场的清兵们都哭丧着脸，个个骨瘦如柴，披着一件带有“勇”字的破旧坎肩，有人的后腰上，还别了一杆烟枪。

而英国士兵个个身材魁梧，衣着整齐，走路昂首挺胸，步伐铿锵有力。

如此鲜明的比对，让张伯苓陷入思考，没有强健的国民，何来强大的国家？

没有新式教育，如何造就一代新人？

张伯苓当场决定：弃军从教。

私塾先生教西学

张伯苓，1876年出生于天津的一个秀才家庭。

15岁那年，他报考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轮船驾驶，后来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成为一名海军。

威海卫事件后，张伯苓正式退役。不久，他来到左侍郎严修的私塾里教书。

张伯苓这个私塾先生，可有点不寻常。他教学生读的是ABC，学的是自然百科，用的教材是ScientificReaders。

在张伯苓的悉心引导下，学生们对西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他喜出望外，趁热打铁教起了数学和物理。

100年前，几何、代数、电磁学这些词，对中国人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因此，张伯苓在私塾里教西学，在当时成了一件稀罕事。很多人说风凉话，“西学教的净是些奇淫技巧，难登大雅之堂！”

而张伯苓的学生却不这样认为，“张先生教的西学，既有趣又实用，比背书有意思多了！”凭着口碑好，慕名求学的人越来越多，张伯苓也更加胆大妄为起来。

他让学生们盘起辫子，撩起长袍，摆开架势，练起了跳高。把一根长长的鸡毛掸子架在两把太师椅上，有时候为了增加难度，还要往椅子腿下垫几本书。

不光练跳高，张伯苓还带学生们练跳马。一个学生弯腰弓背，其余人一个接一个，快速地从这位同学身上跨过去。

“读书之人，此举实在有伤大雅！”周围的人看不下去了。

可张伯苓依旧我行我素，和学生们乐此不疲：他把课堂设到户外，带学生踢足球、骑自行车、做游戏；他教学生玩一种叫惠斯通的纸牌，这种牌后来发展为桥牌；他带学生玩起了相机，咔嚓咔嚓拍个不停。

张伯苓这样的“胡闹”，自然引来了很多质疑和谩骂。有人说他离经叛道，有人说他数典忘祖，甚至还咒他不得好死。张伯苓懒得搭理，不要说屈服，他连反思都没有，一门心思想把这样的教育推广开来。

1904年，出国考察4个月后，张伯苓成立了“私立中学堂”，也就是南开中学。

在新式教学的推动下，很快，南开中学声名鹊起，规模不断扩大。张伯苓很欣慰，他离梦想又近了一步。

创办南开大学

张伯苓的梦想，是在天津办一所一流的大学。

1917年，41岁的张伯苓，特地跑去美国哥伦比亚师范学院留学，专门研究美、日的教育制度。

留学归来后，张伯苓马不停蹄地，和严修等人四处募款，筹建私立大学。

为了筹钱，他甚至低头去求军阀。有人不怀好意地说：“为了钱，读书人的脸面竟不顾了！”

面对质疑，张伯苓却很坦然：“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得难堪”。

在众人的努力奔走下，各路军阀纷纷解囊，捐款9亿元，建起了学校。就这样，1919年9月，南开大学诞生了。

它是天津第一所综合性大学，除了开设工科和法科外，还新设了戏剧、音乐、体育等科目。这其中，张伯苓尤其重视体育。

当时南开大学在校学生不过一千多人，但学校有篮球场15个，足球场5个，网球场17个，排球场6个，机械场3处，400米跑道的运动场2个。

更别提，还有从美国进口的护膝、手球等体育用品，可都是当季最新款。这样的配置，可谓豪华顶配，放在100年后的今天，也足以秒杀一众大学。

光有体育资源不行，还要保证体育时间。张伯苓有个雷打不动的规矩：学生每周必须上够3小时的体育课。

这门课千万不能混，因为一不小心就没法毕业了。男子100米要跑进14秒，篮球一分钟要投进7个球。还有跳高、跳远、标枪、俯卧撑，都达标才能毕业。

这让当时的南开大学篮球队称霸全国，足球队也赫赫有名，还曾让国人扬眉吐气。

在1935年的“爱罗鼎杯”比赛中，以南开队主力队员组成的足球队，力挫英国队、俄国队和世界队，一举夺冠，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支战胜洋人的中国足球队。

因为体育，南开大学威名远扬。

当然，想创办一流的大学，光搞好体育还远远不够。

南开大学创办初期，张伯苓坚持完全西式的教育，教授大多都是从美国学成归来的青年学者。

周恩来就曾说过：“从中学二年级开始，耳朵里就不大听中国话了！”

不光授课用英文，教科书上印的也全是英文，更别提实验仪器全部进口，连实验用的蚯蚓，都来自美国。

有人嘲讽道：“南开学美国，可真是学到家了！”

“拿来主义”只是表象，有人却一眼看透了本质。

1924年底，南开大学罕见的，发生了一起罢课风潮。让人惊掉下巴的是，“学生们仍按时上课，秩序井然，唯无教员到班授课。”

罢课的人不是学生，竟是全体教授。他们的诉求很简单：严惩宁恩承！原来，学生宁恩承以“笑萍”为笔名，在《南大周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轮回教育》的文章。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南开的教育远远脱离实际！

“学生从南开中学升入南开大学，毕业后，或者回到南开中学教书，或者去美国混几年回南开大学教书。”

“如此在南开内部循环，教育还怎么服务社会？”

文章一出，学生们振臂高呼“有道理”，留美教师们则恼羞成怒，有人干脆提出辞职。

这场风波前后持续了30天，在多方努力调解下，师生才达成和解，学校恢复教学秩序。

此后，张伯苓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办学理念。

他意识到，不能一味地追求欧美化，大学教育要“土货化”，要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教育之路。后来，张伯苓终于摸索出一条实业兴学的教育路线。

学生跟随老师走出校园，深入工厂、机关等地参观考察，不能走马观花，学生要发现问题，寻找一些解答，还要写调研报告。

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不只埋头读书，还要抬眼看世界，更直观、深刻地，认识和了解自己的国家。

在就业市场上，接地气的南开学子一下成了“紧俏货”。

南开大学教授梁吉生说：“抗战前，南开从来没有失业一说，有些学生没有毕业就被人订货了。”

“土货化”的南开，扭转了“唯洋是举”的局面，焕发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没有一蹴而就的创新，只有坚持不懈地探索。在这条曲折又艰辛的道路上，张伯苓从荆棘中开辟出了一条路。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

张伯苓做到了。

中国奥运第一人

创办一流大学的梦想实现了，可他的另一个梦想却不幸落空了。

早在1907年，在天津学校运动会上，张伯苓就曾发表演讲：“我国应立即成立一支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队”。

第二年，张伯苓去欧洲考察，恰逢第四届伦敦奥运会召开，他在现场兴致勃勃地拍摄了很多照片。

归来后，在第五届天津运动会上，他迫不及待地用幻灯机给观众们放映了这些照片。

他让中国人第一次见识了奥运会。

张伯苓不光是奥林匹克的资深爱好者，还是身体力行的推动者。

作为运动会筹办“达人”，张伯苓一路把运动会，从南开大学开到天津，开到华北，开到全中国，乃至包括中、日、菲等国在内的远东。

他让奥林匹克精神渐入人心。

由张伯苓发起筹建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盖章认可，成为中国的奥林匹克委员会。

中国人能够堂堂正正走进奥运会赛场，更是离不开张伯苓的力挽狂澜。

1932年，南京政府为了节省开支，一度宣称不派代表参加第十届洛杉矶奥运会。

没想到，鸡贼的日本政府竟“大方”表示：愿出资让运动员代表“满洲国”参赛。

张伯苓时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主席，听闻消息后怒不可遏，拍案而起，“不同意，坚决抵制！”

运动员刘长春铁骨铮铮，在报上专门发表声明：“我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决不代表伪满洲国出席第十届奥运会。”

最后多亏少帅张学良出面解围，他愿拿出8000银元，资助中华健儿的奥运之行。

哪知经此波折，竟耽误了报名时间。紧急关头，是张伯苓致电国际奥委会极力争取，刘长春这才有了参赛资格。

7月8日，刘长春乘美国“威尔逊”号邮轮从上海出发，颠簸了二十多个日夜，终于在奥运会开幕的前一天，抵达了洛杉矶。

在100米预赛中，刘长春发挥不利，以第五名的成绩冲过终点，遗憾止步。当时他只要跑出自己在3年前创造的全国纪录，就可以顺利进入决赛。

200米比赛，好运依然没有降临，刘长春没能进入下一轮。

“一轮游”确实可惜，但是作为第一个站到奥运赛场上的中国人，他已经创造了奇迹。

这次奥运会正式开启了中国人的奥运之旅。此后，张伯苓就开始琢磨，中国应当尽早申办奥运会。

后来抗战爆发，申奥的计划被迫搁置。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在望，张伯苓召集协进会，积极着手申办第15届奥运会。结果却很遗憾，他的梦想没实现。

可张伯苓仍然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奥林匹克第一人。因为他，中国开始参加奥运会。

因为他，中国开始申办奥运会。没有张伯苓，可能就没有今天这个体育强国。

今日之中国，如他所愿，不光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还在历届奥运会的奖牌榜上傲视群雄，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力量，一展大国雄威！

循规蹈矩，是我们中国人的一大特色。孟子说：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

我们从小，就生活在规矩之中，不习惯独立思考，更害怕面对质疑。

敢为人先，于我们太难了。可张伯苓不是：

“我要打破传统，开创新式教育。”

“我要培养有精气神的学生，有精气神的中国人。”

“我要让中国人参加奥运会，承办奥运会，乃至称霸奥运会！”

他为南开大学立下校训：“允功允能，日新月异”。要爱国，用才能建设国家。要勇于接受新事物，敢于创造新时代。

有人说张伯苓不过是一届教书匠，我却羡慕他活出了独一份的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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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斯汀】

【编辑|丹尼尔李】

【排版|毛毛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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