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潇湘原创出品|潇湘经略这两天,我在《财新》看到一篇报道,非常感慨:新加坡弹丸之地,真是外卖小哥权益保护的高地!
本周,新加坡通过了一项方案,叫《平台人员法案》,通过的机构是新加坡国会,代表国家意志的。法案的核心精神,在于给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平台经济劳动者提供法律保障。比如,法案要求,从2025年1月1日起,平台运营商必须为劳动者提供一系列关键劳动保障措施,包括工商赔偿和增加公积金缴纳份额。法案规定30岁以下的劳工,都须加入公积金计划,平台营运商也须为平台人员缴纳公积金。总之,外卖小哥这一弱势群体,终于有国家来替他们撑腰了。此举也获得了企业的支持,Deliveroo、Foodpanda和Grab在内的行业协会表态,将与政府和保险公司合作,确保法案顺利实施。
这些年,新加坡和中国一样,平台经济兴起,目前,新加坡有7万名平台人员,占本地劳动力3%。接受采访时,新加坡人力部兼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高级政务部长许宝琨的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当我们说‘珍惜每一名工友’时,我们认可的是每个劳动者的价值和尊严,平台劳动者也是社会的一部分,他们的权益必须得到公平对待。”当我们以新加坡作为镜鉴,就会发现,中国的数字平台对灵活务工者的权益保护,存在巨大的短板。以美团为例。目前,美团在全国有大约750万的骑手。正是得益于这批没日没夜、穿梭在大街小巷的骑手,美团今年上半年,赚得盆满钵满。上半年,美团实现营收1555.27亿元,同比增长22.9%;经调整后净利润211亿元,同比增长60.4%。作为核心的本地商业板块,尤其抢眼,仅二季度,美团核心本地商业收入同比增长18.5%至607亿元;营业利润152.34亿元,同比增长36.8%。
平台大赚,但底层骑手并没有跟着喝汤。不仅承受着平台年年增加的抽成剥削,最基础的福利和权益,也没有同步跟上。750万名骑手,既困在算法系统里,又游走在法律保护的“争议地带”。按照《劳动合同法》,企业需强制性地给员工缴纳社保。但是,美团等外卖平台采用劳务外包雇佣外卖骑手,双方为劳务关系,因此不适用于《劳动合同法》,而是适用《合同法》。因此,外卖平台就此规避了为骑手缴纳社保的企业责任。所以,外卖骑手的工作时间,拉长到12个小时以上,或许才能赚够本不应该由自己承担的“社保钱”。也正因平台不对骑手的基本权益负责,所以,当55岁的外卖“单王”,凌晨1点猝死在杭州街头的新闻发生时,外卖平台是沉默的,法律也无法向其问责。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乔庆梅就曾批评,业务外包模式,刚好规避了外卖员和平台之间的劳动关系,这也让平台经济中的劳动者社保缴费责任不够明确。但不能说双方没有固定的劳动关系就不保障,平台和外包公司从外卖员的劳动中获取了利益,应当为他们的保障承担责任。
在意大利、英国等欧洲国家,Uber司机就被认定为和平台存在劳动关系;在国内,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要受到平台的管理和制约,平台从他们的收入中抽成,因此,平台企业不为灵活就业人群缴纳社会保险费并不合理。新加坡政府显然也是这么认为的。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对法案点评说:“我们共同制定了一个有利于工人和企业的方案,既确保了公平待遇,也保留了灵活性。这是我们在不断更新和加强社会契约方面迈出的又一重要一步。”而对灵活就业人员的权益保障,我们国家也是有承诺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全文中,就指出:要“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在落实方面,美团等数字平台,显然责无旁贷,而且需要作出表率。曾经有专家为平台辩护,比如众合云科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庚鑫,他说:“如果把社保缴纳责任或社保补贴责任全部转嫁给平台,平台也将面临巨大的经营压力,目前来看并不现实。”但这样的辩护,在事实面前其实是很无力的。上半年美团净利润超200亿,完全可以分出一块蛋糕跟外卖小哥们分享。业绩亏损的时候,美团欠外卖小哥的“社保债”,可以缓一缓,减一减。如今企业利润大增,国内政府有对底层劳动者社保的庄严承诺,国外有新加坡政府和平台企业的合力示范,那么,这个时候,美团应该正视拖欠750万外卖小哥的“社保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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