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手一部数码相机，想怎么拍，就怎么拍，想从哪个角度拍，就从哪个角度拍，手持相机不能覆盖的区域，还可以用无人机拍，如果没拍好，还可以随时重拍……说到现在的拍摄技术，国家一级摄影师，老长影人陈长安很是羡慕，“我们当年要有这样的设备，那该多幸福！”

陈长安的摄影之路，开启于1958年。那一年，全国都在赶超加速，作为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制片厂的长影，为了拍出更多的影片，也开始面向社会招聘影视人才。当时只有18岁，还在读高中的陈长安，也借此机会应聘进了长影。

进入长影后的陈长安，被分配到了第五创作组，从摄影三助理开始做起，一直做到二助理、大助理、场工、副摄影、摄影。“为什么这么复杂？需要这么多人？因为那时的摄影机比较笨重，别看摄影师有六个人，其实每个人的分工都不同，副摄影主要和摄影师一起研究创作；大助理一般负责分镜头、角度、焦点等等，二助理负责管理胶片，三助理负责机器设备的正常运转，场工负责推拉移摇、移动车。”陈长安表示，即便摄制组有六个人，一旦需要上山或者上高地取景，仍然不太够用。

除了机器笨重，那时候的拍摄条件也十分艰苦。“我们那时候只要一进剧组，每个人都要带着行李，在农村拍戏就和老乡住在一起。到部队拍戏，就住士兵营房。哪有现在住高级宾馆、酒店的条件。”陈长安表示，吃住各方面都很容易克服，最让他难受的是，很多时候费了很多功夫，还没拍出最理想的效果。

“茫茫无际的芦苇荡中，淡淡的白雾若隐若现”，这是《飞来的仙鹤》中的一个全景镜头，如果有现在的无人机，拍摄这样的镜头会简单得多，但当年为了拍好它，陈长安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陈长安恐高，但为了捕捉到从远处飘过来的白雾镜头，他必须要坐在8米高的起重机上，好在机器一转，聚精会神的陈长安就忘了这茬；好不容易不恐高了，在放烟雾的时机上，又出现了难题。为了呈现更好的烟雾扩散效果，放烟人员需要在上风口1公里处放烟雾，而摄影师、演员则需要处在下风口拍摄、表演，三方之间距离很远，当时又没有对讲机，更没有手机，放烟雾的时机应该如何拿捏？商量之下，三方约定掐钟点放烟雾，办法虽然有了，但大大影响了拍摄效果。“当拍完这个镜头，我们大队人马撤退的时候，才发现这时候的烟雾扩散效果是最好的，可惜当时太阳要落山了，胶片又十分珍贵，尽管很遗憾，但也不能重拍。”陈长安表示，那时候拍电影，这样的遗憾很多，但条件如此，也没办法，各个部门都在克服很多困难。比如照明师，经常需要在几米高的高架上来回跑着调灯光，一会灯太亮，得用遮光板挡一挡，一会灯又暗了，得加强。在拍摄某部电影时，因为三天三夜连续拍摄，有个灯光师还困得从高架上摔了下来。等灯光架好了，那种强光经常照得演员睁不开眼，有演员的眼睛还被刺激坏了。“没办法，那时候的机器感光度只有12度、24度，哪像现在200度的感光度，不打强光根本拍摄不清楚。”看着采访现场高科技的拍摄装备，陈长安感慨地说道。

尽管当时的拍摄条件艰苦，拍摄环境简陋，但从1958年正式进入长影，到1999年退休，陈长安还是拍出了《飞来的仙鹤》《水晶心》《戈壁残月》《民国特大谋杀案》《杀机四伏》等25部经典影片，还培养出了李力（《开国大典》摄像）、王简等著名摄影师。

“长影的一大特点，就是很多人不是科班出身，摄影师也是这样，很多都是土生土长，都是靠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带出来的。当年我的老师舒笑言就是这样全心全意的教我的，我做了摄影师之后也就全心全意地教我的徒弟。”陈长安希望，除了这种师傅毫无保留带徒弟的传统，老长影人在艰苦条件下的敬业精神和高标准的创作要求，新长影人也能够继承，“在这么好的条件下，希望长影能够在思想上、艺术上再创辉煌，为广大观众奉献更多、更好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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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殷维

图片来源长春电影节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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