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中华读书报

董云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综合出版分社社长、版权经理）

■董云梅

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对于建设文化强国具有特别的意义。出版业作为文化“走出去”的生力军，肩负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国际的责任，在这种背景下，“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产业发展论丛”的输出就具有了某种使命感。

2023年9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在第十九届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上召开了“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产业发展论丛”（以下简称“论丛”）新书发布会。与会的各位专家学者就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共生共促关系，以及二者与传承发扬、创新创造的逻辑展开了深刻阐述。

论丛系湖北省公益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语言文学一流学科建设资金支持项目，是华中师范大学黄永林教授近年围绕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以及文化产业发展等领域进行研究的重要成果。论丛共分5卷，分别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中国文化产业的现代发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数字技术时代的非遗保护与经济文化发展》《文化与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报告》。论丛立足我国传统文化，关注其在现代的保护利用及发扬传承，聚焦文化产业，以新时代数字技术对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为抓手，用案例研究为文化产业研究提供实证支撑。论丛既独立成卷，又相互联系，“旨在保护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论丛的输出从必然性方面来讲，首先，文化遗产保护及文化产业发展的主题具有我国文化“走出去”的精神内核，契合我国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战略要求；其次，论丛以现代和国际视野去探索文化的真谛；再次，论丛既有关于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生命力的理论论述，又有案例研究，还有与最新国际学术研究接轨的数字技术和大数据，这些因素使得论丛形成一个完整而全面的体系。

然而，在实际向外推介论丛的过程中，我却遇到了一定的困难。首先，与国外出版社沟通存在信息差，面对庞杂而众多的外国出版社，该如何让论丛精准找到“伯乐”呢？其次，如何能找到不需经济补贴的国外出版社呢？再次，这套论丛的输出是瞄准东南亚国家还是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要目标？

在综合考虑了论丛的特点后，我确定了该套书的输出以欧美国家为主。之后，我通过邮件或直接向一些有过深入交流的国际出版同仁推介了论丛，最初屡屡碰壁。之后，我又试着向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推介了论丛，没想到得到了“Yes”的回复。

事后，我对这次推介工作的成功也进行了深度思考，希望能与国内同行共勉。

（1）信息差是造成图书输出困难的最主要原因。如何从海量国外出版社筛选出合适的出版社是一件很头痛的事。对此，毫无捷径可走。我的感受是，平时建立专属于自己出版社甚至个人的资源库，分门别类地列出国外出版社的信息，根据对方的出版方向较为快速且精准地敲定版权输出的对象。

（2）要有文化自信的坚定信念，勇于担当责任的决心。在这套论丛最初推介碰壁的时候，我有很深的挫败感。但后期施普林格对论丛的评价和认可让我意识到，我们的图书内容和研究方向还是很有前瞻性和先进性的，只是推介的对象不匹配才屡屡失败。如果我因为最初的碰壁就止步不前，那么就不会有后期的成功。所以，版权工作者要对自己的文化产品有自豪感，有不怕丢脸的做事精神、勇于开拓的信心，还要有“以版权输出为己任”的自觉。

（3）译者的选定要学会借力。图书的输出还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译者的选定和翻译经费的支出。对于母语为中文的译者来说，翻译语言达到“信”“达”“雅”是不容易的。而且，输出语种的翻译费支出高于版权引进图书的费用。面对这样的窘境，如果不能借力，图书版权输出就很难有较大突破。因此，一要借助我国的一些国际工程项目，如“丝路书香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华学术外译”等；二要学会借力翻译公司，这样既能凭借翻译公司的翻译技术和丰富经验保证语言表达的地道，又能通过翻译公司强大的译者库匹配合适的译者，从而降低翻译成本。

（4）版权输出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有系统性和可持续性。同一类型出版物如果不能在后期形成规模，其输出后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势必会打折扣。因此，要在前期成功的基础上持续开发同类型出版物的衍生产品，使其蕴含的文化价值形成合力，助力我国文化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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