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立太子的问题上，高祖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李建成和李世民都非常担心自己的命运。李建成担心失去既有的地位，李世民担心高祖曾经许他为太子的诺言成为泡影，所以，他们都想借高祖之手压倒对方。这样一来，进攻者和反击者必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李世民为何着急夺权

李建成与李世民的斗争愈演愈烈。这种斗争，持续的时间愈长对李世民愈为不利。武德六年(623)，高祖已经58岁，一旦高祖去世，李建成自然取得皇帝地位，李世民再去直接夺取皇帝的宝座，那就是大逆不道了。所以，对李世民来说，最理想的办法莫过于假高祖之手更换太子。李世民多次主动请求出兵打仗，屡立战功，罗致文官武将做为自己的谋臣，又通过长孙氏争取高祖妃嫔的支持，都是为了这一目的而采取的步骤。

从总的形势看来，李世民是进攻的一方，李建成是防御的一方，李世民为了争取时间，迫不及待地利用一切机会发动攻势。但在贞观年间许敬宗奉命修改过的史籍中，处处都把李世民写成被动挨打的局面，是背离事实的。史载：魏征“见太宗勋业日隆，每劝建成早为之败。及贬，太宗使召之，谓曰：‘汝离间我兄弟，何也?征曰：皇太子早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太宗素器之，引为詹事主簿。”

所谓“见太宗勋业日隆，每劝建成早为之所。”就是看到李世民对太子的威胁日益严重，所以常劝李建成早日动手，除掉李世民对太子的威胁日益严重，所以常劝李建成早日动手，除掉李世民。在遭到太宗的指责以后，魏征直言不讳地说：“皇太子早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实际上这就是说，魏征认为，若建成早按他的意见办事(对李世民下手)，决不会有失败被杀的下场。这些情况，正说明李世民是主动进攻的一方。李世民对魏征不加报复，反而重用，正说明他认为魏征所言是正确的。

李建成的不断反击，使李世民感到借高祖之手更换太子的希望愈来愈小，秦王集团的成员，为了在李世民取得太子地位以后自己可为功臣，都极力促使李世民进一步发动攻势。尉迟敬德在拒绝李建成的收买以后，马上鼓动李世民早日动手。

李建成组织长林兵“为人所告”的事情，肯定是秦王集团所为，决不是简单地推理。因为这时双方矛盾已经激化，李世民正要利用一切机会发动攻势，这个机会当然不会放过。况且，当时还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李元吉的“典裴宣俨免官，往事秦府，元吉疑事泄，鸠杀之。”

裴宣俨既然被李元吉免官，投靠秦王集团，当然要泄漏太子集团的机密，当作觐见之礼。再者，裴宣俨为什么被免官了，很有可能是秦王集团使用离间手段的结果，史书没有这样记载，是因为奉太宗之命修撰《实录》者不能暴露李世民陷害人的阴谋。秦王集团抓住裴宣俨泄漏的机密，告发李建成，是顺理成章的，这正是双方进行激烈斗争的具体内容。

不过，从后果看，李世民的这次进攻没有成功，高祖只是“召建成责之，流可达志于嵩州”完事。看来，斗争还必须继续下去。欲借高祖之手压倒对方的计划不能实现的时候，以刀兵相见也就不可避免了。

二、李世民为何敢发动政变？

玄武门之变，是太子集团和秦王集团经过长期明争暗斗，双方又都想通过高祖的作用压倒对方而不能如愿以偿的时候，必然爆发的武力冲突。李世民蓄谋已久，在其周围已经聚集了一群运筹帷幄、能征善战的文臣武将。这些人，无不想通过李世民登上皇帝的宝座而飞黄腾达。所以，在他们的煽动下，李世民正如欲渡河而船来，果断地发动了军事政变，夺得了太子地位，进而又做上皇帝。

一切准备妥当，李世民于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等人，埋伏于玄武门内，准备乘建成、元吉早朝的机会杀害他们。在这些上阵卖命者临行之时，李世民的妻子长孙氏还“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由此可见，李世民动员了所有可以发挥作用的力量，准备非常充分。

建成与元吉至临湖殿(玄武门内侧)时，发觉可疑情况，立即掉转马头，欲东归宫府。不料李世民等伏兵四起，李世民射杀建成、尉迟敬德射杀元吉。建成、元吉部下闻讯赶来，双方展开了激战。

双方正进行激战时，高祖正“泛舟于海池”，李世民命尉迟敬德“侍卫高祖，敬德擐甲持矛，直至高祖所。高祖大惊，问曰：今日作乱是谁?卿来此何也?/'对曰；*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陛下惊动，遣臣来宿卫。*高祖意乃安。”不难看出，这是李世民强硬控制高祖的手段，然后可以借高祖之口发号施令。事变完全按照李世民的安排发展，“敬德奏请降手敕，令诸军兵并受秦王处分，于是内外遂定。”

李世民通过高祖取得了“诸军并受秦王处分”的权力，标志着他已取得了玄武门之变的全面胜利。

玄武门战斗结束了，但李建成的余部仍然据守东宫，打算与秦王集团决战。秦王派曾为太子左庶子、太子詹事，当时兼检校侍中的裴矩出面说服他们，李建成余部才最后散去。这一场兄弟之间的厮杀，不仅李建成、李元吉身首异处，他们的后代也惨遭杀戮，除建成长子承宗早死外，次子安陆王承道、河东王承德、武安王承训、汝南王承明、钜鹿王承义，还有元吉五子：梁郡王承业、渔阳王承鸾、普安王承奖，江夏王承裕、义阳王承度，全部被杀，而且还“诏绝建成元吉属籍”。

这种根绝建成、元吉后代的残酷无情手段，肯定违背高祖的心愿。但高祖无力制止这种皇族内部的自相残杀，可见高祖的地位也岌岌可危了。清人赵翼说：

“谋反者族诛，秦、汉、六朝以来，皆用此法。太宗为秦王时，杀建成、元吉，不过兄弟间互相屠害，其时太宗尚未为帝，不可以反论也。乃建成子安陆王承道…元吉子梁郡王承业……俱坐诛，除其属籍。是时高祖尚在帝位，而坐视其孙之以反律伏诛，而不能一救，高祖亦危极矣。”

建成、元吉被杀后，秦王府诸将还要尽诛建成、元吉左右百余人，而且“籍没其家”，由于尉迟敬德建议：“罪在二凶，既伏其诛；若及支党，非所以求安也!”这样一来，才停止大肆屠，杀。

“是日，下诏赦天下。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自余党与，一无所问。其僧、尼、道士、女冠并宜依旧。国家庶事，皆取秦王处分。”高祖下诏“救天下”，是尉迟敬德建议的结果。这说明高祖的言行已经不能自作主张了。否则他为什么不下诏制止其孙被杀呢!

四月才下诏“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练行者，迁居大寺观，给其衣食，毋令阙乏。庸猥粗秽者，悉令罢道，勒还乡里。京师留寺三所，观二所，诸州各留一所，余皆罢之”。这时又下诏“其僧、尼、道士、女冠并宜依旧。”显然是针锋相对，后者否定前者。这决不是高祖自己的主张。至于/"国家庶事，皆取秦王处分”，更是迫使高祖交出权力。高祖这样处于他人摆布的地位，还有什么权威呢!

六月七日，李世民被立为太子。同时，高祖下诏日：“自今军国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既然事无大小皆由太子处理，高祖自然就是有名无实的皇帝了。

六月十二日，以宇文士及为太子詹事，长孙无忌、杜如晦为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龄为右庶子，尉迟敬德为左卫率，程知节为右卫率，虞世南为中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洗马。这些人，都是秦王集团的成员，现在正式任命他们为东宫的官员，也就是使他们名正言顺地成为李世民的帮手。

七月六日，以高士廉为侍中，房玄龄为中书令，萧瑀为左仆射，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杜如晦为兵部尚书。七日，又以宇文士及为中书令，封德彝为右仆射；又以前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为御史大夫，中书舍人颜师古、刘林甫为中书侍郎。左卫副率侯君集为左卫将军，左虞侯段志玄为骁卫将军，副护军薛万彻为右领军将军，右内副率张公谨为右武侯将军，右监门率长孙安业(长孙无忌兄)为右监门将军，右内副率李容师(李靖弟)为领左右军将军。

很明显，这是李世民得寸进尺，进而组成了以秦王集团为核心的新政府。这个政府中，包括秦王集团的主要成员，也有争取过来的王珪、魏征(均为谏议大夫)，薛万彻等原李建成集团的成员。

李建成集团彻底覆灭了，李世民集团全面掌握了国家权力。

高祖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既然失去了皇帝的实际权力和地位，让位也就成为别无选择的唯一途径了。八月八日，高祖传位于太子。九日，李世民即位于显德殿。

三、李渊到底支持谁？

玄武门之变是李建成、李世民争夺太子地位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高祖的态度是值得注意的。从隋朝的太原留守到唐朝的开国皇帝，高祖偏爱李世民。他做了皇帝以后，虽然曾经有过立李世民为太子的打算，但在立李建成为太子以后，他就不再轻易动摇了。

在统一战争中，李世民屡立战功，又多方面的罗致人才，极力发展自己的势力，企图通过高祖的作用，对李建成取而代之。当然，李建成也不会坐以待毙，也千方百计地从各方面巩固自己的地位。由于他们两方面都要对高祖施加影响，所以，高祖的态度有所反复，也不奇怪。不过，当他发现问题的关键是“兄弟不睦”时，他就不能不以父子之情希望兄弟和睦。所以，他不是支持一方，打击一方，而是极力缓和矛盾。

武德七年六月，秦王集团妄告李建成支持杨文干造反，高祖把大事化小，按“兄弟不睦”进行处理。七月，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随高祖校猎于城南。高祖命三个儿子比赛驰射，建成为了陷害世民，故意将自己喜欢的胡马给世民骑。世民乘此马逐鹿，当马蹑时，世民跃立于数步之外，马再起时，世民又复乘之。这样反复三次，遂对宇文士及说：“彼欲以此见杀，死生有命，庸何伤乎!”

建成把这些话经过曲解，通过高祖妃嫔转告高祖道：“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高祖怒不可過，先召建成、元吉，然后召世民，当面责之曰：“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邪!”按语气，这是指责李世民，但实际上也是大事化小。因为李世民如果真的要为天子，当然也是谋反，罪不容诛，但高祖只是批评了事。可见，这也是缓和矛盾的措施。

武德九年(626)六月，两大集团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了一触即发之际，但高祖并没有意识到问题这么严重，所以还想通过使世民东居洛阳的办法缓和二者的冲突。不料，两大集团都不能接受这种办法。李世民立即发动玄武门之变，正说明他担心离开京师，失去夺取太子地位的机会。同时，也说明高祖缓和矛盾的办法彻底失败了。

正当高祖为缓和矛盾而努力的时候，玄武门之变突然爆发，这对高祖来说，当然是突如其来的袭击，他不能不感到吃惊。所以，当尉迟敬德挟迫他下诏制止玄武门的激战时，他立即征求身边的裴寂等人的意见。萧瑀，陈叔达答曰：“建成，元吉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太子)，委之国事，无复事矣!”为什么这些李世民的支持者都在高祖身边呢?值得注意。

李世民认为裴寂有“佐命之功”，视萧瑀为“真社稷臣也”并赐萧瑀诗日：“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陈叔达与李世民的关系不一般，“建成、元吉嫉害太宗、阴行谱毁，高祖惑其言，将有贬责，叔达固谏乃止。”因此，后来李世民很感激地说：“武德时，危难潜构，知公有说言，今之此拜，有以相答。/"

所谓“此拜”，就是拜陈叔达为礼部尚书。这些情况，无不说明在玄武门之变爆发时，在高祖周围布满了秦王集团的成员。如果说这是李世民在事先的有意安排，应是无可非议的。

总之，高祖欲缓和双方矛盾的时候，李世民已感到借高祖之手更换太子的阴谋已经破产。于是，他采取果断措施，周密部署，安排常何屯守玄武门，继又埋伏其直接上阵的将士，还在高祖周围安排了亲信，促使高祖在不得已的时候，顺水推舟，把既成事实合法化。

这一点，王夫之倒是看得非常清楚，他说：

“太原之起，虽由秦王，而建成分将以响长安，功虽不逮，固协谋而戮力与偕矣。同事而年抑长，且建成亦铮铮自立，非若隋太子勇之失德章闻也，高祖又恶得而废之?故高祖之处此难矣，非直难也，诚无以处之，智者不能为之辩，勇者不能为之决也。君子且无以处此，而奚翅高祖?”

他还更明确地说：“建成以长，世民以功，两俱有可立之道。/"

这就是说，在建成、世民矛盾激化的过程中，高祖只能是缓和矛盾，不能更换太子。李世民正是认准了这一点，所以，他放弃了借高祖之手更换太子的途径，采取了暴力手段，迫使高祖不得不立他为太子。李世民的最后胜利，是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改变斗争策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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