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嘉靖朝越来越严重的陕西边患危机，明世宗屡降谕旨以边情为忧，对陕西的各方面进行关心。

同时嘉靖朝官员也发挥着官员功用，集思广益制定着适合陕西地区的防御策略来有效处理陕西的边患，但嘉靖朝所实施的治患政策局限于短时效果，无法长远的真正解决陕西边患危机。

消极防御治边思想

嘉靖朝的治边思想深受明朝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明朝自正统以后，频繁受到蒙古诸部的侵扰，加之明朝军备也逐渐废弛，面对蒙古诸部的攻势只能勉强守御，实行全面防御策略。

嘉靖朝继承与发展了传统的治边思想，实施内敛型边疆防御战略，在此防御思想的指导下，陕西地区对蒙古诸部的连续侵扰并不积极出击，而是坚守防御，

认为蒙古诸部必“饱将自去”。

朝臣面对蒙古诸部多次大规模的肆虐侵扰陕西，仍不思主战歼敌，不主张军事上大力清剿蒙古诸部，反而陷入畏敌、恐慌的情绪中，对蒙古的侵扰怀有消极保守，退缩自保的心态。

陕西边患急于解决，朝中大臣却各执己见，争论不休，以此怎能与蒙古诸部交战中取胜，故而常失利，蒙古诸部常得志。

同时，嘉靖朝对陕西防御事务的决策与态度是在消极的在治边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而这种消极的治边思想具有很强的传统性特点。

嘉靖朝的治边思想的考虑受限于传统的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制度框架。嘉靖朝以维护中央集权作为治边策略的主要目的，一切治边活动都服务于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稳定国家统治体系的目的。

在此目标的指导下，嘉靖年间实施了诸多治边策略以恢复陕西地区的社会稳定。同时嘉靖朝治边策略又深受君主专制制度的影响，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国家政权高度集中，君主是国家事务的最高决策者，即明世宗的个人意志在治边决策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嘉靖年间明世宗对于陕西事务的处理很消极，尤其体现在对与蒙古诸部欲通贡互市的请求的坚决反对方面，因明世宗个人因素而导致了陕西地区动乱不安的局面，这对陕西地区边患的解决产生重大影响。

总体而言，嘉靖朝治边策略受到中央集权制度与君主专制制度的影响，一方面嘉靖朝坚决维护着国家的稳定，在全面防御性的治边策略指导下不断强化防御实力以保卫陕西地区，

力求恢复当地百姓的安居乐业。

一方面明世宗在陕西地区的边患治理问题中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在陕西边患治理上频繁出现决策过激以及过于消极的现象，对陕西边患的解决产生了一些不良的效果，直接影响了陕西边患解决的走势与命运。

中央到地方治政乱局

嘉靖年间，陕西地区边患严重，朝廷确也存在局部官员人谋不赃，对解决陕西边患有着诸多行政阻碍。当边患军事危机加重，十万火急，此时迫切需要臣僚分君忧解国难，但局部臣僚平日全无准备，只顾保全自身，罔知所措，这些臣僚或议论纷繁却无实用，或噤若寒蝉，低头不语。

严嵩的当权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嘉靖年间陕西边患的解决。嘉靖朝后期的朝政几乎委严嵩之手，严嵩擅权，把持朝政，权势灼天，一心为己谋私利，排除异己，为非作歹，

导致朝纲混乱，乌烟瘴气，大权旁落，外患加剧，社会矛盾冲突加重，社会危机频发。

严嵩为嘉靖朝首辅之时，大行祸乱贪污腐败之举，奢侈无度，致使“军困”、“官邪”，贿赂公行，嘉靖朝任陕西三边总督的曾铣就因卷入当时严嵩与夏言的政治斗争中而成为了牺牲品，其提议的复套方案最后没有得到真正实施。

曾铣亲身经历蒙古诸部的频繁骚扰，思考如何有效解决陕西边患的军事策略，提出了通过收复河套，驱逐入套住牧的蒙古诸部的方法来减轻河套临近地区的军事防御压力的奏议。

曾铣认识到河套的重要战略地位，想以收复河套来减轻边患的危机。

嘉靖二十五年，陕西三边总督曾铣便上疏请复河套，认为蒙古诸部如此猖獗并不是明朝的兵力不敌或制御之法不得要领导致，究其原因，乃明朝失去河套重要屏障所致，入套之虏占据河套既固，将难以驱逐，制服蒙古诸部如今最佳的策略莫过于恢复河套，之前实行的种种防御之策皆好比扬汤止沸而不知抽薪。

曾铣所奏收复河套经略甚详，明世宗览而嘉之，因事体重大，还下曾铣章奏于兵部及廷臣集议，兵部以及廷臣集议曾铣先后章疏，认为俱可施行，明世宗也肯定曾铣复套之议。

嘉靖二十五年，曾铣的复套之议受到刚从严嵩手中夺回首辅之位的夏言大加赞赏，“河套议起，言故慷慨以经济自许，思建立不世功。因陕西总督曾铣请复河套，赞许之”。

严嵩等人交相攻讦，使得明世宗大发雷霆，以“曾铣开边启衅，误国大计所致。夏言表里雷同，淆乱国事，当罪”。

在嘉靖二十七年，夏言被罢免，以礼部尚书致仕，并命锦衣卫遣官逮系总督三边侍郎曾铣到京，另派兵部尚书王以旂总督陕西军务，并对之前赞同曾铣复套之议的兵部兵科官等各夺俸示罚，言官当机不言，且有预议者，各廷杖有差。

首辅夏言既罢，兵部尚书王以旂等又上奏表示议复河套事宜，俱宜停止，应另寻找其他防御之计。至此曾铣复套之议彻底石沉大海。

此时正逢虏酋俺答踏冰逾河，准备侵扰延绥、宁夏之地，声势愈重，急需严加防御。严嵩趁机以此事激怒明世宗，拟旨表示虏寇合众入套，是曾铣擅自开边启衅，准备收复河套惹恼俺答，报复所至，因生祸端，实在是欺君误国，不能饶恕。

同时甘肃总兵官仇鸾见曾铣被逮，于是上疏奏讦曾铣，刑部侍郎詹瀚、都察院左都御史屠侨、吏部尚书闻渊、掌锦衣卫事都督陆炳等又指论曾铣隐匿边情，行万金贿通夏言之罪。

曾铣因不断受到弹劾、污蔑，被明世宗认为是误国败事之徒，下令将曾铣处死，并弃于西市。曾大力支持曾铣复套之议的夏言在归至丹阳的途中也被逮系至京，夏言虽上疏极陈自己乃为严嵩所陷，可惜明世宗不听其言，认为夏言所犯之罪与曾铣所犯等同。

夏言被处死，妻子等被流放，在曾铣、夏言被论死后，群臣恐慌，皆不敢再言收复河套之事。曾铣提议复套之初，甚得明世宗的赞许，朝堂之中质疑之声也比较少，

曾铣的复套之议能如此顺利推进，与当时首辅夏言的极力支持密不可分。

但当曾铣满心以为自己就要将蒙古诸部势力驱逐出河套，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之时，严嵩却利用议复河套一事，打击阻挡自己的政敌，即与自己水火不容的夏言。

在严嵩以及其党羽的交相攻讦下，夏言被诬告成阻断言路、专权偏袒之人，曾铣被打上误国之臣的烙印。复套之议随着夏言、曾铣的论死而不了了之。

严嵩及其同党将国家安危置之不顾，以敌党相戒，同党相倚，只求自全之势，导致群臣相互倾轧，互相攻讦，真乃糊涂非常。曾铣死后，复河套之事搁置，后无人再敢提及。

曾铣死后，占据河套的蒙古诸部更加严重威胁着陕西地区，面对蒙古诸部的频繁侵扰，陕西地区只能维持着消极防御的防守政策，嘉靖中后期蒙古俺答部的势力急剧扩张，持续不断地发动着对陕西各地区的侵扰，使陕西全境遂无宁日，边患越发严重。

嘉靖朝中后期，蒙古诸部驻牧于河套地区，往来自由，肆无忌惮地侵扰着毗邻河套的陕西诸地，陕西地区的边患形势严峻。

当朝廷发生如此局面，又怎会使将士安心在外抗击蒙古诸部，但本应上下同心，齐力解决陕西边患的危机。

加之，嘉靖年间，陕西边患久久不能解决，陕西地方官员仍思献媚讨好明世宗，将在留任之地得到的有着祥符之兆的大祥大瑞之物献上，以求明世宗大喜。

当朝臣子不以国家社稷为重，不思进取，只顾投明世宗之好，不知是否对获名得利实效，但对嘉靖年间边患的解决起到阻碍作用。

在明世宗荒政怠政，严嵩把持朝政下，陕西边患到嘉靖后期更是难以彻底解决。虽陕西边患局势的严峻化不能只归咎于国家执政者与当权者的道德水平问题，但陕西边患问题迟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与嘉靖朝朝风日下有密切关联。

明世宗也并不是从从政初便怠政，只是到嘉靖中后期国家危机缠绕，边患加重，有积重难返之势，作为国君的明世宗面对严峻的内忧外患深有无力之感，继位之初的建功立业的抱负宏愿逐渐消失殆尽，只剩严峻形势下的无奈与退缩，加之嘉靖朝的大臣们多投君所好，精通献媚之术，无奋励激发之志，因循怠玩，则虽有兵食良将，亦不能对陕西边患的解决有所为。

国内的畏敌怯战，皇帝不振也是陕西边防问题难以解决的关键。

除朝廷政治混乱，对嘉靖陕西边患解决有诸多阻碍以外，陕西当地在嘉靖年间也出现边政衰败、地方管理疏漏的混乱局面，影响着边患的解决成效。

嘉靖年间陕西地区边防之事甚可忧虑，边防、边政出现种种弊病。因陕西边地距京师距离甚远，朝廷疏于管辖之下，时有边将隐瞒军情不报、谎报功勋于朝廷之事发生。

嘉靖年间，仇鸾因虚报战果被弹劾。陕西地区冒滥军功者不在少数。陕西当地边政腐败，将帅狡黠退缩怠废防御，任由蒙古诸部抢掠，闭门不出，致使被掠地区损失惨重。

陕西边政破坏严重，当地守军坐食虚耗储粮边饷，边臣、将帅荒嬉自欺，畏敌不敢迎战，陕西边政败坏，当地存在军令不明、指挥不专、责任不清、法令纵驰的管理问题。

陕西地区防线过长，各镇均有士兵逃亡，导致军兵数量严重不足，精壮逃没，疲弱充数，军兵质量有所残缺。供应军兵的粮饷匮乏，战士成饿殍，兵马单弱。

如此，陕西的地区的边患解决陷入了窘境，面对蒙古诸部频繁侵扰的警报，陕西各地军疲不能战，主帅不敢应，渐渐军士畏敌不战，以故蒙古诸部岁入扰边，沿边堡屯被蹂躏残破矣。

陕西受重视程度不足

嘉靖年间陕西边患只是得到了基本的解决，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也与陕西边防在整体九边防御体系中受重视的程度不够有关。

嘉靖年间陕西地区的防御地位总体较低，虽然陕西为明朝防御重地，但朝廷给予的支持却较少。

嘉靖十五年，延绥地区的拨银以济当地粮饷供应的请求被拒，嘉靖年间，陕西地区防守形势十分严峻，所承担的职责重大，担负着沉重的经济负担，朝廷却婉拒陕西地区的拨银请求。

事实上，朝廷拨支陕西地区饷银边费十分不足，陕西陷入军兵缺粮少饷，民户充役纳粮负担过重，民困军窘的困境，在如此状况下，难以确保陕西边患的真正解决。

嘉靖年间，陕西地区边防任务越来越重，边饷边费发放却越来越少，以宁夏镇为例，宁夏岁额京运银在嘉靖十八年以前，岁发银七万两，二十八年以后岁有减发，至三十八年，岁减银三万两，约发四万两。朝廷对宁夏镇拨发边费呈逐渐减少之势。

陕西地区延长数千里，需四时戒备蒙古诸部的侵扰，军兵岁经战阵，日与虏临，粮饷缺乏，苦寒不已。在嘉靖朝陕西地区军兵待遇比之他镇实乃较差，陕西四镇防御地位远落后于辽东、宣大、京畿地区。

嘉靖年间陕西本身边政混乱，朝廷对陕西边患的解决又不够重视，导致边军困苦，粮草久缺，陷入苦状，军士日斗于生死间，而朝廷粮饷不足给，少往陕西拨银。

嘉靖年间，上奏边疆士兵、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的奏请比比皆是。

这也是陕西地区边患难以彻底解决的原因之一，嘉靖年间陕西地区边患没有真正得到解决也与陕西地区军兵借调他地，导致兵力空虚有关。

嘉靖年间，陕西地区的军兵要调往蓟镇即京畿地区进行防御，为蓟镇入卫兵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蓟镇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某种程度上，加强蓟镇的防御也就是加强着对京师的防御。

在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之变后，改变原来的以京师为中心的军事防御战略，蓟镇所代表的京畿地区的防御地位急速上升，成为军事防御的新核心地区，朝廷开始强化入蓟镇戍守的军兵数量来确保蓟镇地区的安全，以防范蒙古诸部的威胁，实施蓟镇入卫，大量抽调边地的军兵来增强蓟镇的防御力量。

陕西地区的边兵被屡次调拨到蓟镇戍守以改善蓟镇地区单薄的军力。从陕西各地抽调到蓟镇入卫的军兵，是固定性地承担着戍守蓟镇的职责。

陕西之地的军兵常年远戍蓟镇之地，苦不堪言，朝内大臣遂有提议轮番戍守之策，“各边入卫兵，经年赴调奔走已疲，请更选辽东、固原、宁夏、甘肃每镇新兵三千人，延绥二千人，与原选兵分番入卫”。

嘉靖三十二年，陕西督抚官贾应春等提出精选宁夏、固原之地入蓟镇轮番戍守之兵的建议，获得批准，从此奏请中也能看出陕西地区调拨入卫之兵数量之多，此大大削弱了陕西地区的防御力量。

加之，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之变后，京畿地区形势更为紧张，暂调性质的陕西入卫之兵逐步就转变成了常期性承担蓟镇轮戍任务的军兵，长期不允许撤回由陕西征调于蓟镇入卫之兵。

陕西地区入卫京师之兵最后都被纳入轮戍蓟镇边防之列。自嘉靖二十九年（1550）京师防御急需加强，紧急调入固原、宁夏、甘肃、延绥等地的军兵前往戍卫，后随着逐渐防御策略部署的调整，陕西各地需调拨延绥、宁夏、固原的兵力轮番戍守蓟镇，陕西各镇军兵入卫路途遥远，于蓟镇冲危墩堡处，昼夜不休的进行防守。

若想撒回兵力，需等到可按替防守的军兵才行，按照规定的时间，准期而撤回的情况少有发生。嘉靖后期，更是由于陕西地区本身防守局势的不断恶化，各镇军兵数量的不断减少，才最终允许了陕西地区撒回入卫兵的要求，并停止了固原、宁夏、甘肃的调拨入卫，

只留延绥仍派遣入卫，但延绥镇根据实际情况也大大减少了入卫的军兵数量。

事实上，陕西地区的兵力不仅要入卫蓟镇，还曾临时性地调动于山西地区，嘉靖二十一年山西地区遭受蒙古诸部的大规模侵犯，边情告警，紧急调派陕西军兵前往支援。嘉靖二十二年，宣大以及三关地区军情警急，朝廷征调固原、延绥、宁夏多地比；兵力增援。

嘉靖二十四年，朝廷抽调宁夏、延绥军兵于京畿地区防御。嘉靖二十五年（1546），调拨延绥、宁夏、固原前往补充宣大防御蒙古诸部侵扰之兵力。

从陕西地区大量派出入卫兵、边操军、京操军等，直接导致陕西当地军力不足，对蒙古诸部的侵扰难以抵御。

征调陕西军兵赴他地操戍、防御，致使陕西当地防守空虚，严重影响到陕西当地自身的防御。陕西为边务防御重地，嘉靖年间边患程度诚为不轻，更何况蒙古诸部犯边，必先从此，所以比之于他地，尤当轸念。

虽调遣陕西军兵于他处目的是为了防边守御，但经常性、长期性的调拨的施行，使得虏情严峻的陕西当地缺少御敌之兵，边患严重非常。

陕西各地军兵因调拨京畿之地路途遥远，致使军疲卒苦，入卫军兵生活又十分悲惨，困苦不堪，嘉靖朝采取的调取陕西等地边军入卫蓟镇戍守是在陕西地区同样频繁受到蒙古诸部侵犯，也急需大量军兵防守的情况下进行的。

陕西当地军务紧急之处正在于军兵不足，难以抵御蒙古诸部侵扰，难以固守本地，加之，逃亡军士不在少数，守城之军又有羸弱，不堪战守。

嘉靖时期陕西当地本身的防御还需借调他地军备前来应援救助，朝廷却抽调陕西的精锐军兵于京畿地区防守，若短期还可，但自庚戌之变以后，京畿地区一直备受蒙古诸部的威胁，难以短期撤回陕西戍守之兵，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陕西地区防御能力的下降。

加之，嘉靖年间陕西地区粮缺马疲，将官人数缺少，士卒玩法，抵御蒙古诸部侵扰之力不佳，境况实乃令人寒心，陕西本地的日常防秋、备冬以及边患紧急之时都需要大量的军兵防守，各地区的军兵皆需承担各自辖区内重要的防守任务，频繁性的征调削弱了陕西地区本身的战斗能力。

陕西地区紧邻河套，并拥有着漫长的防御边线，日常的防御职责都缺少人手承担，当面对蒙古诸部大规模抢掠，境内军兵所剩不足，寡不敌众，边患形势也十分严峻，陕西地区也曾因为境内防御之军不足防御延袤之地，请求朝廷允以调兵援助。

虽然明朝的防御体系是以京师的防御为核心，即使庚戌之变后，从防御京师为中心的防御策略转为以蓟镇为中心，但实际上蓟镇防御的加强是京师安稳的重要保障，最终目的仍是保证京师的安全。

朝廷采取从各镇调取边兵的形式来增强京畿地区的守备，短时间内可取，但长期施行，严重空虚了原来边地地区的防御兵力，有拆西墙补东墙之感，陕西当地长时间承担着调军戍守蓟镇的任务，长途跋涉，水土不服，征调之兵在入卫过程中也出现了大量折损。

陕西地区在嘉靖年间作为边疆军事防御重地，“夷虏之患，全陕为最”，自身防守任务繁重难当，其边患的解决更是需要大量的兵力支持，但不断的征调活动致使军少卒缺，加之，陕西地区在嘉靖年间自身内部的军政腐败、士兵逃匿等原因。

因此至嘉靖末年，陕西地区的边患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蒙古诸部仍频繁侵扰着陕西诸地，总的来说，嘉靖朝在陕西地区所实行的防御体制有所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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