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汉高祖刘䶮(889年―942年)，又名刘纻，初名刘岩、刘陟，蔡州上蔡(今河南上蔡)人，郡望为彭城刘氏。封州刺史刘谦第三子，清海、靖海节度使、南海王刘隐之弟，南汉开国皇帝。其祖因经商南海，迁居泉州(今属福建)。刘䶮初掌军事之时平定岭南东西两道诸割据势力，控制岭南，西与马楚争夺容桂之地，攻占了容邕两管(今广西西部、南部及广东部分地区)。

乾化元年(911年)，其兄刘隐去世，刘䶮为权知清海军留后，后梁授刘䶮为清海军节度使，封南平王。贞明三年(917年)，刘䶮称帝，建都番禺，改称兴王府，国号大越，次年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据有今广东、广西及云南一部分。刘䶮在位时期，依靠士人治政，尽任士人为诸州刺史;还通过科举，每年录用进士、明经十余人为官，避免武职官据地称雄之患。但刘䶮及其继任者均为荒淫残暴之君，广聚珠宝珍玩，大兴土木。为了课敛重赋并镇压人民的反抗，滥用酷刑，民众不堪其苦。光天二年(942年)刘䶮去世，庙号高祖，谥号天皇大帝。

为政举措

政治

争取支持

唐朝末年，四海鼎沸。相对而言，岭南却是一块平静的“乐土”。从中原南迁避难的封建士大夫为数不少;原在岭南做宫的，也都在此落户。这些封建士大夫对刘氏是否支持，对南汉的立国和稳定，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的。刘䶮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继承了其兄礼贤下士的作风。据史籍记载，当时客居岭表或土著的士大夫，著名的有王定保、倪曙、刘槽、李衡、周杰、杨洞潜、赵光裔等。这些士大夫在刘隐作镇岭南时，曾得到刘隐的“招礼”，“皆辟置幕府，待以宾客”。他们为刘隐在岭南扩展势力，巩固地位作出了贡献。刘䶮兄终弟及，在岭南建国后，将这些士人安置在国家的重要职位上。不仅如此，刘䶮还注意解决一些士人的后顾之忧，使他们真心实意，脚踏实地地为南汉政权服务。

在地方，刘䶮接受兵部侍郎杨洞潜的建议，一改唐末以来以武人为刺史的流弊，主要任用士人为州刺史，“稗宣政教”，使“民受其福”，这一做法，使南汉地方吏治比较澄清。在史籍中，可以看到一些南汉地方官施行惠政的记载。如祯州(广东惠州市)刺史简文令“尽心民事”;得州(广西桂平县)刺史刘博古“有惠政，民多爱之”;郴州(湖南郴县)刺史陆光图“至郴，周恤穷民，招辑兵士，民皆呼为‘陆父’”。相反，州县官吏贪浊残暴的记录却不多见。当然，这并不能说明南汉地方上真的没有贪官污吏，但这至少可以说明，南汉的地方吏治，总的来说，比以武人为刺史的中原王朝或其他割据政权要好。文士为官，纵或贪浊，其危害性总不如武人作官，愚鲁不驯，性贪行暴，动辄兴兵作乱，荼毒一方。南汉统治岭南半个世纪，历四主，除刘䶮外，其余三主都属荒淫暴虐，政治腐败。而南汉不致出现重大动乱，这大约与刘䶮用文人治州县，手无兵柄，吏治较清;中央虽乱，地方不乱，岭南人民还能勉强维持生计有关。

另外，在拓展南汉疆域方面，刘䶮也得到士人的大力协助。例如，刘龚兴师平定镇南(广东罗定县)叛乱，击败马楚对岭南西道的争夺，累战俱捷，尽有五管之地，就是因为得到兵部侍郎杨洞潜的协力襄助。

藩镇体制

刘隐成为清海军节度使后，竭力延揽中原名士和手下得力干将，日益完善其藩镇体制。待刘䶮时期，已经形成了颇具规模和有决策能力的成熟的藩镇幕职官系统。刘氏藩镇中的幕职官包括文职和武职两大职分。节度使府的主要文职有副使、行军司马、判官、掌书记、参谋、推官、衙推等;藩镇幕府中还有不少武职，如都知兵马使、兵马使、都虞侯、虞侯、都押衙、押衙、都教练使、教练使、都指挥使、指挥使等，这些人员大抵出自行伍，是藩镇节帅驾驭其魔下军队所倚重的军事指挥骨干。

宗庙制度

刘䶮即位伊始，即仿效历代王朝之例，建立起宗庙制度。“追尊祖安仁曰太祖文皇帝，父谦曰代祖圣武皇帝，兄隐曰烈宗襄皇帝。”南汉国主除建立庙号之外，还承古制，行祭祀之礼。刘䶮即位的第二年，即南汉乾亨二年(918年)十一月，“祀南郊、大赦”。《南海百咏》中记载：“一德由来可享天，东磷牛祭亦徒然，荒凉到处游糜鹿，谁识郊坛八面圆。”黄佐《广东通志》中记载：“刘王郊台，在城西硬步，即汉台故址，南汉时郊于其上。”

外交

南汉与楚、南唐和闽相邻。这几个国家，对南汉的治乱安危有重要影响。刘䶮通过通婚、遣使聘问等途径，与诸邻国建立睦邻关系。刘隐在位时，为睦邻，曾嫁女与楚国主，是为马皇后。刘䶮建国后，马皇后已死。当时，楚国势力较强，与南汉争夺岭南西道发生摩擦，两国友好关系陷入僵局。南汉兵部尚书赵光裔意识到楚国对南汉的潜在威胁，对刘䶮说，“自马后崩，未曾通使于楚。亲邻旧好，不可忘也”。刘䶮根据赵光裔的推荐，委派“有使臣才”的谏议大夫李纤出使楚国，重修旧好。楚国也遣使报聘。两国握手言和。南汉与吴、南唐、闽也是使者往来频繁，关系十分友好，极少发生争战;与蜀和云南镖信(唐时的南诏)等政权也有“远交”关系。封建史家对南汉的外交政策很赞赏，说南汉“睦邻封，续旧姻，宁边鄙，弧敌兵”;“行李往来，常勤聘问，区区岭外，晏然小安”。刘䶮“讲信修睦，以通邻好”的外交政策，维护了岭南的安定局面，使岭南人民得以休养生息。

经济

从唐朝中后期始，岭南地区的经济已有长足的发展，成为一个极富特色的经济区，号称“富饶之地”，是唐朝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之地。唐末战乱，黄巢义军虽曾进军岭南，但对岭南经济并未造成严重破坏。经济的发达，促进经贸的繁荣;加之刘䶮出自富商之家，具有重商思想，富有从商经济。因此，在他统治时期，鼓励发展经济贸易。当时，“岭北商贾至南海者”，他“多召之”。还“与岭北诸藩岁时交聘”。这除了推行睦邻政策这一政治因素外，借此进行经济贸易，互通有无，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尤其是西通黔蜀，其经济意义应是占主要地位的。南汉的经贸活动，最令人瞩目的，还是在于对外贸易方面。广州地处南海，以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很早就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中心。五代时期，虽中国战乱，经济残破，对外贸易已大大萎缩，但广州在南汉统治下，对外贸易规模虽不及盛唐之时，却也持续不衰。这与刘袭在位时，着意招徕海商，“笼海商得法”有密切关系。外贸的结果，使南汉获得丰厚的利益，“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中原王朝)”，号称“富强”。刘䶮重视商业，扶持经贸，主观上纯粹是为了满足南汉统治者奢侈腐化的生活需要，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岭南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文化

刘䶮接受杨洞潜的建议，兴学校，倡教育，置选部，行贡举。贞明四年(918年)，即南汉建立次年，就举行科举考试，录取进士、明经十余人。以后，科举取士“岁以为常”。刘䶮重视文教，重用士人，刺激了岭南文化事业的发展。南汉在音乐、历法、诗赋等文化领域，都有一些建树。如陈用拙，自少学习礼乐，“尤精音律”，著有《大唐正声琴籍》十卷，其中载录了琴家对操名的论述，以及古帝王名士善琴者事迹;又以古调缺徵音，补新征音谱若干卷。周杰精于历算，鉴于传统《大衍历》中的记述与现存算法有出入，所以著《极衍》二十四篇。黄损曾与都官员外郎郑谷、僧人齐已定近体诗诸格，为湖海骚人所宗[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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