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和当代都有人员控制的策略,要注重经济发展。经济发展需要廉价劳动力,倘若劳动力成本过高,经济发展就会受到限制。于是,如何控制人员流动就成了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古代社会以农耕文明为主,统治阶级要控制农民的流动,实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统治阶级不参加生产劳动,却要享受高官厚禄,而且要世世代代享受,就要想办法稳定社会结构,也就是稳定剥削和奴役的制度。统治阶级需要有固定的人依附于土地,才能保证长久获利。农民便是依附于土地的群体,对国家承担税、赋、役三重义务,而其中任何一项都要求人员有相对固定的住所以及较为温顺的性格。人员固定使得税收方便收取,劳役便于支派。封建国家的户籍制、保甲制等都是为了限制人员的自由流动而制定的,要求农民老老实实种地,不能随便经商,不能随便到城里居住。农民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其劳动特质决定了这个群体的相对稳定性和极强的灾难承受能力。倘若农民大多去经商,就会导致很多土地荒废,持续的粮食供应受到影响,统治阶级获取的利益将会减少,这是统治阶级不允许的。商人追逐利益的本性和冒险精神使得这个群体难以忍受统治阶级的盘剥。私人工商业主通过商品交换以及高利贷盘剥农民,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不利于农民稳定生产。商业活动的风险性和收益性会吸引一部分农民舍本求末,增加人员的流动性,也不利于搞生产。
封建社会的人员流动性差,主要受到重农抑商的观念影响。农民们看到商人在流通领域施展才能,高卖低买,赚取差价,就认为商人狡诈,不从事生产,而获得一些利益。商人没有直接创作价值,反害农桑。可是,官员也没有从事农业生产,却没有受到人们的质疑。因为主流意识形态靠官员控制,而不是靠商人控制。老百姓大多都是农民,不读书,不识字,认为官员说什么就是什么,却从来不会自己思考。等到吃不上喝不上的时候,才会反思自己的生活。官员们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对商人没有好的描述,甚至经常丑化商人,说他们唯利是图,无商不奸,以至于引发很多仇富的言论。到了当代,商人遍地都是,几乎进入了全民皆商的时代。为什么不会出现问题呢?
因为当代不是农耕文明时期,而是进入了工业文明时期。工业文明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而农民群体比较庞大,需要从土地的人身依附关系中摆脱出来。要是农民还依附于土地,就还是农耕文明时期,工业发展不起来,人们也不可能获得好的生活。为了解放农民,发展工商业。城市文明兴起,城市化进程出现了。粮食不涨价,而城市楼房却一个劲儿地涨价。同时货币大幅缩水,物价上涨。如此情况之下,农民要获得更多的财富,就要离开土地,到城市打工。很多农民工进程,缓解了城市发展劳动力不足的危机。当然,农民工并非不种地,而是把土地承包出去,直接收取土地转让金就行了。每年守着土地租费,还在城市打工挣钱,算是一举两得。城市化进程加快之后,伴随着货币贬值,城市楼房价格上涨,促使很多人不得不买房,以求资产保值。不然,把钱存到银行里,存了几年之后,就等于无形中缩水了,不如买了楼房,即便是放着也保值,甚至还能升值。不够,楼市调控之后,楼房不再是投资理财的最好产品。人们需要投资其他行业,不然资产就会缩水。
商业发达了,城市文明也就发达了。有城没市不能叫做城市;有市没城,也不能叫做城市。最早的城市是有市集发展而来,后来建设了城池,才叫城市。城市是人口密集的地方,商业发达,工业也发达。人们进入城市就要想办法谋生,能够挣钱养活自己,养活家人,就算是成功。当大量人员涌入城市的时候,就是城市大发展的时候。人员多了,劳动了也就多了,供过于求必然降价。劳动力价格降下来,会促进工业发展,而劳动力价格始终高高在上,就会阻碍工业发展。封建社会的劳动力价格虽然便宜,但稳定不变,不能离开土地,也就限制了人员流动,限制了商业以及工业的发展。那些时候没有工业,只有手工业,大机器生产到了明代才出现,而当时农业始终都是重中之重。有一次,唐太宗准备对关中地区16岁至18岁的男子征兵,魏征极力反对。他说:“如果把水抽干而捕鱼,今年就能捕到好多鱼,可是到明年就捕不到鱼了。如果把森林烧了抓野兽,那么到第二年就没野兽可抓了。如果现在连16岁的青年都要被征来当兵,那么势必会造成将来劳动力减少、农田荒芜、赋税无源、、财政空虚的后果。”唐太宗接受了他的意见,后来还接受了他不到泰山封禅祭天的意见,认为到泰山封禅祭天劳民伤财,不利于农业经济的恢复与稳定。可是,到了现在,很多农民进城,也没见天下大乱。
主要是经济模式不一样了,社会形态也不一样了。现在进城的农民工并没有荒废土地,而是把土地租出去,或者在农忙时节,回家收获粮食,或者直接雇人收获粮食。得益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大机器生产已经实现,农民只需要花钱就能收获,没必要非得依附于土地,死盯死守了。由此来看,经济的发展才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因素,而其中科技发展起着主要作用。片面的重农抑商只会裹足不前,而商业大发展的同时,要注意反哺农业,不然丢了饭碗,可不是闹着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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